璀璨的中华文化蕴藏着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滥觞于先秦时代的甲骨、青铜器以及石碑等物质载体承载了厚重的中华文明。“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史记·秦始皇本纪》），金石碑刻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物，见证了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而其所记亦多为历代遵循的仪轨准则。

本次展览选录六十三种金石碑刻，始自殷商甲骨文，终于昆明缪母高太夫人墓志铭，选录金石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书法价值。

先秦时期，选录极具代表性的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史料。其中，存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虢季子白盘》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军事的重要史料。以小篆文字刻于金属薄版上的《秦诏版铭文》笔划方正、错落有致，其所载秦国颁布的度量衡制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两汉时期，金石义例逐步定型，出土于云南昭通的《孟孝琚碑》“文辞典雅，浑朴古茂”；河北封龙山之《祀三公山碑》则“字势长短不一，错落古劲”；陕西褒城《杨淮表记》“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陕西略阳《郙阁颂》“书法方古，有西京篆初变隶遗意。”其他金石如《东汉买地券》《白石神君碑》等亦称精湛。

魏晋南北朝时期，金石碑刻数量激增、这一时期的金石种类逐步丰富，在以往石刻碑碣的基础上，增添了塔铭、造像、佛经等，如《北魏太保五年造像题记》及山东岗山摩崖石刻《文殊般若经》《他方佛土》《八楞伽经请佛品》等，宗教意味开始突显。

较为代表性的如湖南耒阳蔡公祠《谷朗碑》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典范，其书法“凝圆规整，含蓄古雅”。刻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的《石门铭》作为“石门十三品之一”，记载了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开废置已久的褒斜道之事。陆良《爨龙颜碑》与曲靖《爨宝子碑》成为东晋碑刻的代表，《爨龙颜碑》“古雅沉毅、雄拔奇逸”；《爨宝子碑》“质拙凝重”，梁启超形容为“端朴若古佛之容”。

唐代及南诏国时期，金石碑刻不但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还为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书写留下了丰富的文献。《集王圣教序》虽为集字成碑，却极好地再现了王羲之书法的高超技艺，成为后世临摹的范本；西安碑林博物馆藏虞世南所书《孔子庙堂碑》又称《西庙堂碑》，乃宋人王彦超摹刻本，“遒丽清峻，笔致俊逸，字形舒展，落落大方”；大理弥渡铁柱庙藏《南诏铁柱铭文》及大理州博物馆《南诏仓储碑》均是南诏史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又如《三十七部会盟碑》，也称《石城碑》，记述了大理国主段氏联合三十七部出战滇东部落后，于石城会盟的历史事件，此碑是研究大理国与当时云南其他少数民族交流史的重要文献。

云南大理碑刻众多，在已知的两千多种碑刻中，还有不少碑刻未能引起关注，如梵文碑、白文碑等皆可证明大理地区悠久的历史和多元的民族学特色。本次展览精选历代金石碑刻，皆是一时一地之代表，吉光片羽，光耀古滇。

二〇二〇年十月一日

整理编辑：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