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南浦大桥下的原浦西世博园区城市规划馆,正在进行紧张的“更新”:10月1日起,这个有着上百年的老建筑,将承担起新的文化身份:作为第9届上海双年展的主展区。
距离“更新”的工地不远的双年展策展办,艺术家邱志杰却在一根接一根抽着烟,他被认为是能够在这个双年展“更新”时代最合适的人选,在他以往的艺术作品中,他能巧妙地用传统的文化手法批判性地展现当代性的问题。
但与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邱志杰对话的一个半小时内,关于“绑架”他提到了12次,关于“脑残”提到了8次;不过关于“钱”,他却提到了38次。尽管“被钱绑架的脑残”不能作为本届上海双年展的主要基调, 但多少从侧面展现了上海双年展面对“更新”时的困难处境。
已经举办了8届的上海双年展,是这个城市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它曾带给人一种希望:在旧有的文化制度中,它象征着引入和接洽新文化的开放,它从边缘地带经过多年的迂回,逐渐被国际承认,而随时代迈入主流。
开幕前夕,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邱志杰接受《21世纪》的专访,对于即将诞生于自己手中的孩子,邱志杰“爱之深,恨之切”。
《21世纪》:你作为一个艺术家,如何去驾驭一个这么大规模的艺术展?去控制它的风险,比如可能会有更多批判,失去原本的声誉?
邱志杰:上海双年展有什么声誉?我认为它的名声已经臭到极点,基本上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是在拯救它的声誉,即使失控也是在拯救它,因为它的不好的声誉恰恰在控制太严,太自大,太自以为是。2004年是上海双年展声誉的顶峰,此后开始走下坡路。我们的整个体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开始很多国际上的人抱着一种冒险的心态,所以赔本也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人们要求中国像个正常国家那样去付钱,给人尊重。本来你很落后,人们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来看,等到人们逐渐把你当成一个正常国家了,人家说,你已经办过六七届双年展了,你怎么还这样,人们对你的要求会不一样。
《21世纪》:相比较国际上比较成功的艺术双年展,上海双年展在理念上的落后主要是什么?
邱志杰:因为中国人从来不认为知识、经验是值钱的。到去年为止我们的联合策展人的工资是一万欧元,这在国际上是一个笑话,你知道光州的国际策展人拿多少钱,他们拿50万欧元。那你让我怎么去请国际策展人来,你要给人家符合一个国际最低行情的报酬。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当最大的财主,所有艺术家都疯狂的要材料费,各种各样的钱。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结果会这样,但是我没料到会没面子到这种程度,我以为起码到最好能请到50个国际艺术家吧,但怎么也想不到,只有7个,你生气都已经生不出来了,就好像甲午海战,前方在激战,后方送来的炮弹全是沙子。
《21世纪》:如果相比往年,这届上海双年展的投入如何?
邱志杰:成都双年展号称3600万预算,其实政府投了1200万,再找来两个国企投了1200万各一家。相比成都,上海的预算少很多,政府预算是1800万,因为这是跨年的展,还要拨出200万给明年用来撤展,实际是1600万。瑞士的私人银行赞助还有一年300万。过去的上海双年展政府给400万,今年给1800万,是原来的4.5倍,这是破天荒的。但过去的上海美术馆(微博)是4500平米,每平米的造价是2000,最高空间是7.5米。而现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15000平米,它给1600万,每平米造价是1050,高度是24米,如果把空间算起来,就只有过去预算的五分之一。整个招标过程,只有国企才能拿到政府采购,我们就只能由国企来运输,国企流氓啊,它拿到标之后就说,这个得用空运,那个得用空运,用200万的标报出来的预算,运输费用是700万。从杭州运三张画来要五万块钱,这真是个笑话。
《21世纪》:现在场馆都还没有完工,这对你的布展工作是否是个挑战?
邱志杰:场馆设计师也非常脑残,完全脑残,我公开的说,有些展厅我想得很完美,给了一个很有名的老外艺术家,结果到完工以后到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现,墙中间多了一个消防栓,然后我再发邮件过去和人家解释,结果人家就直接不参加了。世界上没有一个美术馆会用这种铁皮的墙。种种不靠谱,比如我们安装一个巨大的装置进去,我们根本进不去,难得美术馆就不能用卷帘门?因为早晚都会遇到某些大的装置进来。本来场地应该9月1号就交给我,现在场馆还未完工,空间都已经在三维软件里面展示过无数次了。现在没办法,就像是在飞夺泸定桥。
“双年展能推动文化的开放”
《21世纪》:你屡次提到了被体制、钱绑架的问题,参展艺术家的作品会不会被体制绑架?会不会给你带来困扰?
邱志杰:不会,其实我觉得级别高的领导都比较好交流,都很有文化,或者是他怕自己显得没文化,或者就真挺有文化。比如我们那个大烟囱上面,这个老外要在烟囱做霓虹灯的字,他那句是“任何知识如果不引向新的问题很快就会消亡”,因为它无法保持生命所需要的温度,然后我就给翻译成“学而非疑,其命不济”。某领导来,我和他讲这件事,他就说你干嘛这么译,这不就是学而不思则罔吗?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后来我就译成了学而不思则罔,生以恒温不待。其实我觉得跟领导直接的沟通没有问题,跟那些怕领导的人沟通就会有很多问题。
《21世纪》:上海双年展举办主体的变化,以前是上海美术馆,现在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对上海双年展有没有影响?
邱志杰:有,这也是一个机会。今后美术馆本身也要有基金会来运作,我也提出了“三个会”,理事会来管理,基金会来运作,学术委员会来把握学术方向,这在中国的官方美术馆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如果能够成立基金会,那么策展人就不会这么苦了。我去悉尼双年展,跟他们那里的CEO谈话,我觉得他们的策展人好幸福,就管花钱。
《21世纪》:从本届参展作品和艺术家来看,有什么跟以往不同的地方?
邱志杰:艺术家的国家化比例比以往更高。国内艺术家参加双年展的热情有所下降,我觉得这是进步,他们很忙,双年展不是唯一重要的登场平台,他们甚至重视他在画廊里面的一个小个展。国际艺术家来上海展出的热情还跟2000年的时候一样旺盛,尽管中国想象在变,由一个后共产乐园转变为一个遍地黄金的暴发户想象,但是吸引力是一样的,所以国际艺术家还是一样渴望来上海展出,那我是觉得它的国际化程度越高越对上海本地艺术家有意义有价值,所以我觉得适当降低中国艺术家比例是好的。
《21世纪》: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对上海双年展的期待,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野心想把上海双年展做出东方的威尼斯双年展?
邱志杰:老外看到我用的最多的词基本就是野心,我倒也不能说自己没有,但不是在那种竞争的一比高下的意义上,我们有什么本钱去这么做,这是不可能的,其实这个过程是迫使中国自身走向开放走向文明的一个过程,就是艺术家来双年展或者双年展和双年展之间不是一个比赛,而是看我们能够展示多少问题让人家觉得有意思再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