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前，中国内地购买毕加索、雷诺阿等西方艺术品者鲜少有见诸报端，这也许因为他们不出现在纽约伦敦香港的拍卖会上。但是，艺术品历来是一种炫耀财富的最佳方式，当中国人的财富开始呈几何级数积累，当以银行保密传统著称的瑞士将不再坚持保护银行外国客户的账户隐私，而将自动向其他国家交出外国人账户的详细资料之际，有业内人士称，一些资金存在瑞士的中国买家或将持续上演西方艺术品购买潮——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分析或推测。
5月6日，纽约佳士得春拍印象派与现代派拍卖专场上，一幅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作品《睡莲》以2700万美元的价格拍出，这个大手笔，来自一位神秘的中国买家的电话委托。此举，令人联想到2013年年末，大连万达集团以2816万美元(含佣金约合1.72亿元人民币)在纽约佳士得拍下毕加索作品《两个小孩》，新型企业收藏家和西方现代派大师碰撞出的耀眼火花，一时间汇聚了众人的目光。人们惊讶地发现，在竞拍《两个小孩》前，万达在那次佳士得秋拍中已经以合人民币1700万元的价格购入了毕加索另一幅作品《戴帽的女人》。苏富比宣称自2010年以来，参与西方艺术品竞拍的中国买家增加了54%，去年则有530位中国内地藏家成功竞得价值3.78亿美元的西方艺术品。
如此大笔资金流向西方艺术品，让人不免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达到顶峰时，日本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个人收藏家大量买进西方画家的作品的情景——1988年11月28日，日本零售业巨头三越百货公司在伦敦苏富比以3850万美元买下毕加索的名作《杂技演员与年轻丑角》；西武百货公司则以13亿日元购得莫奈的名作《睡莲》。1994年，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以巨资购买西方绘画作品，仅美国波普艺术家利希滕斯坦的《发带少女》就花了6亿日元。近几年，俄罗斯的石油寡头也频频出现在艺术品市场上。
但是，在中国销售西方艺术品最大的障碍是，潜在的购买者对西方艺术品的认知度太低，尤其是对那些年纪比较大的购买大户来说。比如，去年佳士得于上海举办的首次内地拍卖会上，作为压轴拍品的毕加索画作受到了藏家热捧，而另一件出自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意大利画家莫兰迪之手的作品却遭遇流拍。有外媒观察，如果在中国举办艺术拍卖，场面往往不受拘束。收藏家们吃零食、与邻座聊天或打电话……西方拍卖行的代表面对这些常不知所措。这些中国新收藏者参加拍卖会，与在纽约或伦敦观看歌剧首演时表现无异，缺乏对仪式的尊重。一些中国收藏家常到纽约、伦敦和巴黎购买西方大师的画作。这些购物之旅也是教育之旅。许多中国收藏家对艺术品并不熟悉，只关心一件事：要大腕儿的作品，比如莫奈、塞尚及毕加索等。但对他们而言，这些西方艺术家仍是个谜。一家西方著名拍卖行的亚太主管丽贝卡说：“我曾向某著名中国收藏家展示夏加尔的作品，他居然问我夏加尔是谁。”
对西方的艺术品感兴趣的人大部分是40多岁，或者更年轻一些的藏家，他们的教育生涯中曾经受到过西方文学的影响。互联网的发达，涌现了一批网络富翁，金融行业的兴盛又出现了一批年轻的金融家，他们对西方的艺术品表现出强烈的购买欲望，而传统制造业的老板却兴趣不大。比如以文化娱乐业起家、入场不久的藏家乔志斌，以英国雕塑家安东尼·格姆雷的作品作为其海外收藏的开端，目前已将英国雕塑家托马斯·豪斯雅戈2011年的作品《Ghost.of.aFleaI》以及北欧装置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色彩实验之22》收入囊中。
西方艺术品作为企业收藏，是企业资产配置、财务安排的有力手段，因此更多会考虑到艺术品的保值性和抵抗风险能力等因素。实力雄厚的中国买家更加钟情于印象派、表现主义等现代名家经典，这些作品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已有定论，其市场价格也经历了百余年的积累和沉淀，不会像某些短期内价格暴涨的当代作品那样存在较大泡沫，不失为企业投资的安全选择。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企业收藏还是企业品牌、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一种战略性建设。当然，瑞士银行决定不再为海外客户的银行资料保密，但是，拍卖行有义务为自己的客户资料保密。
中国藏家收藏西方艺术品
近年来，中国买家在国外拍卖场上高价竞购西方艺术品的情况屡有出现。
2006年，刘銮雄曾以1.3亿港元购入波普艺术之父安迪·沃霍尔的《毛泽东》；
2011年5月，毕加索的《DeuxPersonnages》被一位中国买家以2130万美元的高价买走；
2011年7月，一位中国买家在佳士得以320万英镑竞得米开朗琪罗的黑粉笔画；
2011年，一位内地收藏家参与竞拍，最终以2250万美元入手莫奈作品；
2012年，一位北京藏家以340万美元购买乔治·莫兰迪作品；
2013年秋拍，大连万达集团在佳士得购得毕加索的画作《两个小孩》和《戴帽的女人》；
2013年秋拍，佳士得晚间举行的印象派和现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位中国买家通过电话竞标以260万美元拍下了毕加索的画作《哭泣的女人》，与此同时，中国买家还拍下了亨利·摩尔、凡·高和莫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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