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人家 312×146厘米 2009年 高凤莲

高凤莲，1936年生于陕西延川，农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先后获得国内外各类剪纸大奖超过50项。   

“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俩个圪崂里走……”一首首带着浓郁陕北风情的曲调在中国美术馆的大厅中回荡，而歌声中的动人故事也随之跃然纸上，“大河之魂——高凤莲三代剪纸艺术展”开幕式上，高凤莲祖孙三代用边剪边唱的方式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她们的炕头上、场院中、山坡上。“厚土”“乡情”“传承”三个篇章，集中展出了高凤莲祖孙三代的百余幅精彩佳作。一幅长约10米、用33张红纸拼剪而成的巨幅剪纸《黄河魂》令观众们纷纷驻足。如此大尺幅的剪纸作品，如果没有特别熟练的技艺和造型把控能力是很难完成的。“大气磅礴，真是太震撼了！”一位年轻时在陕北插过队的剪纸爱好者说。

剪纸是自己的事，心里有了才剪

高凤莲出生在陕北延川县高家圪台村，5岁时开始剪纸，村里许多闺女出嫁时的枕头顶、袜底、手帕的图案都要她剪。白天劳动，晚上她在煤油灯下剪窗花、剪门神，方圆几十里，家家户户都贴着她剪的窗花。

1989年，高凤莲在延川县文化馆干部冯山云的推荐下参加了延安地区文化馆、艺术馆组织的剪纸学习班，其他学员大多剪得很快，但在高凤莲看来，她们都剪得简单粗糙，没什么情趣。她3天只剪了6幅。在冯山云的指导和鼓励下，连夜完成了作品，并在延安市首届剪纸艺术电视大奖赛中获得一等奖。从此，高凤莲打开了剪纸艺术之门。

1995年，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靳之林的邀请，高凤莲参加了世妇会期间举办的民间艺术展。她用6张大红纸拼剪成的《牌楼》占了展览室中最大的一个展厅。靳之林回忆《牌楼》的创作时说：“当时布展十分紧迫，高凤莲根本没去过天安门，但她认为有门必有门神，而且她祖上出过大官，家中的牌坊上就有二龙戏珠和狮子的纹样，这些内容和天安门牌楼上的纹样类似，高凤莲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个人才华剪了三天三夜，按期完成了作品，参观的人把展厅挤得水泄不通。”

高凤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天生具有艺术的直觉，剪纸作品渗透着强大的生命意识。例如，她的剪纸作品《扣碗》，两碗相扣，中间是一只鸟和一条鱼，预示着天地合一、阴阳相交的意思。她用剪刀创作的虎和马，不是对自然形态的虎和马的模仿，而是大胆地突破了四条腿向下的自然形态，把四条腿伸向旋转的四方。为什么把四条腿旋转起来？高凤莲说：“这是飞虎和飞马，是从天上下来的。”这种表现手法是她独有的。

高凤莲在生活中属于“仰头婆姨”，手脚勤快，剪花针线活好。她担任村里领导，从民兵连长到妇女主任直到村支部书记。她是全村秧歌队的“伞头”，村里办喜事时常常被人争抢请去主持“结发上头”，她还张罗着建成了“高凤莲剪纸艺术馆”，并且请绥德汉墓画像石创造者的传承人，将自己的剪纸拓在石板上。

刘洁琼是高凤莲的小女儿，初学剪纸时常向母亲请教，但母亲总说：“剪纸任你摆来摆去，摆的劲越大越好，显得会动，有活气；不会动，死挺挺的，怎能活泛？剪纸是自己的事，心里有了才剪。”从第二代刘洁琼和第三代樊蓉蓉的剪纸中，能看到高凤莲家族剪纸的传承和个性化的创造。

“一家几代人都会剪纸，那么剪纸就是一种文化，有了文化就有智慧，有了智慧就能改变家族，很多剪纸艺人一谈剪纸就说到构思、构图，高凤莲从来不说这些，剪纸就是生命、生存的故事。”冯山云说。

产业化对民间艺术的误导

“高凤莲祖孙三代的剪纸虽然是非常典型的个案研究，但这种母系的自然传承在民间其实非常脆弱，比如民间刺绣在中原地区已近消失了，目前只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原中国民间美术部副研究员马立明说。

靳之林说：“1978年我在延安地区的文化馆工作时，我们组织了全区13 个县市的民间剪纸大普查，农村妇女大都会剪纸。1997年我重回陕北后，再次组织民间剪纸大普查，延川约3万妇女中，仍然有1.5万人会剪纸。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农村妇女放下剪刀，一夜之间如雨打梨花落，窗花从窑窗上消失了。”

究其原因，靳之林认为，一方面是社会在发展，人们的审美方式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群体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民间剪纸作为活态的群体文化现象和艺术形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不是因为它是‘绝活儿’，而是它背后的民族精神和群体文化。国家的本源文化不能断裂，否则文化基因就没了，我并不希望这样的民间剪纸进入博物馆，更重要的是要活态的、群体文化的传承。传承不是剪纸技艺的传承，而是民族精神的传承。”

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乔晓光，高家三代人深厚的剪纸传承渊源以及作为民间劳动者所体现出的巨大创造能量，代表了这个时代我们民间文化真正的中国梦，就是用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语言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近年来，在全国提倡产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地的剪纸产业链逐渐形成，比如，旬邑县把库淑兰的剪纸发展为产业线，很多人模仿库淑兰的剪纸卖钱。“这非但不是传承，还是对民间艺术严重的误导。”乔晓光说。

剪纸艺术的商品化使得剪纸艺人们更愿意模仿古画、名画、装饰画、书法，有的甚至达到了照片的逼真效果。“从技法上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新探索，但对像‘大河之魂’这样的民间剪纸的原创性是一种伤害。这次展览原创性极为鲜明，思想内容极为中国化，对当前剪纸界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连海说。

多次策划大型剪纸展的清华美院教授赵玉亮也表示，现今的剪纸作品多向绘画发展，很多剪纸作者把照片拍好，把黑白关系弄清就开始剪了，甚至用上国画中线描的方法，像高凤莲这样，作品没有焦点图式，没有严格的解剖比例，用剪纸最朴实的办法表达想要表达的一切，太少了。

高凤莲和齐白石没有区别

8年前为了拍摄电视片《发现民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纪录片学者和制作人张同道曾住在高凤莲家。在他看来，高凤莲的艺术是生出来的，而不是教出来的。而且，高凤莲剪纸是生活的艺术，不是为了赚钱出名，这和文人的艺术很不相同。

张同道认为，中国的艺术从民间汲取营养的传统“五四”以后遭到破坏，新诗就是一个例子。“我是学文学的，专门搞现代派，以为写的让人看得懂那就不是艺术了，后来看到高凤莲的剪纸，觉得无知不过如此，我发现自己研究和创作的东西和这个民族绝大多数人没有关系，人们根本没兴趣看。文人顾影自怜，把艺术给做小了。”

为什么要把窗花剪得那么红火，把布贴画做得那么有色彩，因为冬天的陕北一片黄土，这是用丰富的心灵世界来对抗自然的萧索。“从艺术的角度讲，高凤莲已经把剪纸作为表达生命的一种方式，她的剪纸一看就知道，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符号系统和表达主题，齐白石也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凤莲和齐白石没有区别，都是艺术大师。”张同道说。

谈到民间艺术家的个人身份问题，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姜哲说：“民间艺术家身份实际处于一种较为分裂的尴尬状态。一方面他们的艺术被社会公认，另一方面，他们的个人艺术创作处于一种被支配的不公平的境地。”姜哲认为，民间艺术主体的生态链濒临断裂，这种状况只能诞生出少数像高凤莲这样的天才民间艺术大师，未来民间艺术的人才培养仍有很大问题。“我更愿意把民间艺术从美术的分裂形态中独立出来，把它和水墨精神等艺术样式同等看待。”

记者获悉，“大河之魂——高凤莲三代剪纸艺术展”被纳入“二十世纪国家美术收藏和捐赠奖励专项计划”。据马立明介绍，上世纪90年代高凤莲的布贴画在中央美院展出，中国美术馆收藏了作品《门神》，2000年收藏了《陕北风情》，中国美术馆收藏剪纸作品约1.6万件，其中大部分以黄河流域的20个省市为主，名家代表作的集中收藏还没有。像黄河上游甘肃的祁秀梅，陕西的库淑兰、苏兰花，这些人都是上世纪20年代出生，本世纪初相继过世。高凤莲剪纸的专项收藏弥补了中国美术馆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文：李亦奕）

责任编辑：吾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