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著  东方出版社2013年12月

新散文代表作家祝勇，日前获得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近日，祝勇作品《故宫的风花雪月》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新作《故宫的风花雪月》热销。作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祝勇有更多的机会研究故宫，他以历史与艺术结合的角度来书写故宫的历久弥新的多幅传世藏画，继自创了与余秋雨式文化散文截然不同的新散文路径之后，他又寻找到了一条书写历史的最恰当方式。

在新作《故宫的风花雪月》中，一开篇祝勇就写道，“功败垂成的李自成不会知道，360多年以后，有一个名叫祝勇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上班时都要从那座让他刻骨铭心的宫殿旁边走过，心里想象着他登基时的窘迫与仓皇。”

2011年进入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工作以前，祝勇有很多标签——“新散文运动”理论旗手和创作主将；在他出版的作品中，令人记忆深刻的《旧宫殿》、《血朝廷》等，很多都是与故宫有关。祝勇新作《故宫的风花雪月》是一本与故宫历代绘画藏品有关的书，同时又是围绕它而展开的又一轮历史探求之旅。

多主题、多向度的文学书写

文化周刊：首先祝贺你刚刚获得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这部《故宫的风花雪月》，应该说是一个多主题、多向度的文学书写。以前你是作为“新散文”的代表人物被人认知的，这本书增添了历史写作的范畴，怎么看待你的写作转型？

祝勇：我对历史的关注最早始于1996年出版的那本散文集《文明的黄昏》。2003年出版《旧宫殿》，它把多种文体组合在同一个文本里，但各部分配合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像多声部的合唱，形成了“立体声”；另一方面是这部作品把我的目光引向了故宫，从此开始了对故宫的书写。

《故宫的风花雪月》本身也是一个复杂文本，是“多主题、多向度的文学书写”。它不只是谈故宫收藏的那些美丽的书画艺术作品，而是把这些纸上艺术品也当作历史的“遗址”，从中搜寻历史的隐秘线索，发现曾被我们忽略的历史暗角。因此，这本书是具有“穿透性”的，让我们的目光不被那些美轮美奂的画页所迷惑，而是“穿透”到它们的背面去，看到更多的被历史封埋的面孔，见证更为复杂的人性。

至于这种文本是新散文还是别的，我并不在乎，“眼下无论散文写作还是历史写作都僵硬化了，我用自己的写作来对抗这种僵硬化，努力提供一种有深度、同时也好看的文本。”

环环相扣的图像“证据链”

文化周刊：这本书你涉猎了东晋、南唐、元、明、清等几个朝代的作品，很想知道，故宫藏画非常多，你是怎么选择其中的几幅作品入手，以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让人去认知一段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史？

祝勇：每一幅图像，无论我们如何掩饰，都会透露很多秘密。万事万物皆有因果，没有孤立的事物，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对千百年前的图像密码进行解码和破译的原因。

我认为所有让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背后，都藏着一个历史的入口。我喜欢从这里出发，去发现它背后的隐秘。《故宫的风花雪月》所提到的艺术品，像王羲之的《兰亭序》、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秾芳诗》、还有雍正时代的神秘图像《十二美人图》，对艺术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但我选择它们，不仅因为它们是艺术上的名作，更是因为将这些艺术品一旦与历史打通，我们打量它们的目光就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只是艺术品，而是历史的“遗址”，从中可以发现历史留给我们的物证。在这些物证的背后，还潜藏着更多的“证据链”，环环相扣，引导我们发现更多的“真相”。

图史互证的眼光

文化周刊：从绘画管窥时代的风貌与兴衰，这个角度很特别。你涉及的作品虽然是传世名作，以不同方式被人解读过千百遍，却有自己独特的解析角度。

祝勇：这正是这部书最困难的地方。我选的这些作品，就像一片“遗址”，已经被各路侦探翻找过一千遍，再发现新证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我向来喜欢有挑战的写作。为了避免一败涂地，我几乎找来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研究材料，比如《清明上河图》，辽宁博物馆就曾编过一本非常厚的论文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它。

这里更重要的是眼光的变化，我不仅仅把它们当作艺术品去欣赏，而是当作透视历史的一种媒介。比如《韩熙载夜宴图》让我意识到了窥视的存在。而且窥视者不止一个，可说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图史互证”。我经常查找史料，与图像信息进行比对，从而梳理线索。

但书法和绘画毕竟都是艺术品，所以在解读它们的时候，实证固然重要，理解它们的艺术精神同样重要。

三大故宫 精神上水乳交融

文化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北京故宫主要看建筑，好东西在台北故宫。你怎么看，在写作时如何处理这些关系？

祝勇：开始写作时，本想写北京故宫的藏品，因为可以见到原件，但写着写着，发现这样不行，两岸故宫的藏品是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的。所以在序言中，我说到“三个故宫”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有三个故宫：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和沈阳故宫。这三个故宫实际上是一体的，在物质层面上可以分割，但精神层面上却水乳交融。”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在他的一本专门比较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学术专著《天府永藏》中，曾介绍说：“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书法绘画的收藏，合起来超过15万件(包括碑帖，其中北京故宫约14万件多，台北故宫近1万件)……是中国古代书画史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两岸故宫的书画藏品互补性强、对应点多、联系面广，既各有千秋，又不可孤立存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乾隆皇帝“三希堂”里当年收藏的三件书法珍品已经分割两岸，其中台北故宫收藏了其中的“一希”，就是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北京故宫收藏着另外“两希”，就是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还有，台北故宫收藏唐代怀素的《自叙帖》，但它精美的原包装盒却留在北京故宫。比如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北京故宫藏有多件，但我书中主要涉及的《秾芳诗》却是台北故宫收藏的。两岸的藏品，相互补充，榫卯相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很有合作的必要。(文：梁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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