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各种文学奖项、艺术奖项先后出台，有的征稿，有的揭晓。作为多种文学奖项的直接亲历者，我想说，不论什么奖，作为主办者和参与者，千万不要太当回事。在市场经济如火如荼、艺术标准多元并存的今天，哪个机构和部门评出的奖、盖出的公章都未必是那个机构和部门的高度。文学如此，艺术如此，经济、体育、环境、卫生也大约如此。

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评奖，包括诺贝尔奖在内，充其量是十几个所谓的专家在那里折腾。有的评奖单位觉得人少了缺少权威性，便攒鸡毛凑掸子多网罗一些同人同党加盟。更有的单位为了使奖项升格，具有某种权威性，还把一些退在二线的部级甚至更高级别官员请出来坐镇，至于这些人物是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从来没有人追问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重量级人物来了，获奖者与他们握手合影了。

荣誉证书不论大小，但荣誉的含金量确实有厚薄。我在参加一些文学奖评比活动时，不论时间多么紧张，我总要尽可能地把所有作品通读一下，以做到心中有数。如果我没把所有的作品过一遍，便觉得心里很不安。这样做肯定要付出辛苦，但想想那些期待的眼神，自己这么做似乎是必须的。

这年头，设置一个奖很容易，有人出钱就行。前些年，也有没有奖金的评奖，但几乎没有一个能坚持住的。虽然人们表面不在乎钱，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在组织、参加一些文艺活动的评奖后，很多作者知道我是评委或是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便纷纷打电话询问自己是否获奖。我发现在这些关注自己的作品是否获奖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一个人问评委是怎样评价自己作品创作得失的。我对此感到非常的失望。因此，我在跟他们交流的同时，往往不正面回答他们的作品是否获奖，而是跟其交流作品创作的得失。这其中，有一半的作者还是能听下去的。在很好的交流后，对于作品是否获奖，获得什么样的奖，已经不那么热心关注了。而另一半的人，则对获奖十分执着，如果你跟他交流创作的得失，他的内心常表现的是焦虑和不耐烦，如果你直接告诉他没有获奖，或获得的奖项具有鼓励性质的时候，他则表现得十分沮丧。对于这样的作者，我对其能否适合搞文艺创作，表示非常质疑。一个缺乏胸怀的人，他的作品不会好到哪里去。当然，那些虔诚倾听别人意见的人，也不一定能写出惊人的作品。文艺创作这个行当，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他与作者的才气和运气有着直接的关系。

如今，当官已经成为“高危职业”的选择了。同样，当各种活动的评委也不是轻松的事。评委是否受贿，拿了人家好处固然是关注的热点，但更该关注的是评委是否具有专业的水准。现在很多评奖单位搞什么专家库制度，即在评奖前从专家库里抽取名单，这样保证其公平公正性。殊不知，这个专家库本身就可能是个人情的“水库”。道理很简单，这个专家库的人员最初的提名往往是根据某个领导或部门几个人的意见推荐出来的，而且这帮人一定是听话服从纪律的。任何活动的组织者都不愿看到浑身是刺不听招呼的人。多年前，在媒体上我曾呼吁——在评作品前，先要评评委。评评委主要有两点，一是专业水平，二是道德操守。就个人而言，我更看重专业水平，哪怕这个人有点毛病，甚至与其话不投机，只要他在学术上有一家之言，不随风摇摆，我照样尊重他。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

过去，我们的各级行政组织，包括党群组织，在决定某个重大事件，也包括人事问题时，一般都要采取集体表决的方式。这种方式好的一面是集体决定，出了事集体承担，个人的责任要相对小一些。不好的一面是，事情一旦出现了问题，没人承担责任。现如今，实行法人负责制度，出了问题，法人必须直接面对，谁再想推卸责任就很难。但评奖不是这样，玩的仍然是集体意见，即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问题，我研究不深，就艺术而言，我对集体对某些艺术的评判，向来是持怀疑态度的。我发现，在很多的标准选择上，艺术——尤其是文学艺术，几乎是没有什么标准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好小说、散文、诗歌，更何况对于什么是小说、散文、诗歌的定义一直是有争论的。因此，这些因素给文艺评奖带来一定的难度。也因此，评奖在选择评委时，大都愿意找志同道合的，这样，在做集体决定时，往往容易统一。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各种评奖的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不论对于世界级的还是国家级的，以致各种机构搞的评奖，我一般看的都比较淡定。我心里明白，再大的奖，奖金再高，充其量也不过是几个人几十个人的标准，绝非是艺术自身的标准。那么，如何确定评委的标准接近艺术的标准呢？这可是天大的难题。因为，评委不等于艺术，所以，评委标准不等于艺术标准。那究竟怎么办呢？我一时还说不出。我只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标准。如果你认为你是正确的，你就坚持好了。等无数的人都接受了你，你就是权威，你就是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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