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eze纽约艺博会 , 2013. 照片：Naho Kubota. 照片提供：Naho Kubota 和Frieze

艺术界受不了艺博会 ，艺术界又不能没有艺博会。

这是上周二在苏富比一场名为“艺博会：是艺术界不可逆的趋势吗？”的研讨会所得出的结论。艺术经纪人Ed Winkleman 和Elizabeth Dee分别创立了他们自己的艺博会，其他与会者包括艺术法律专家Richard Lehun 和Nicholas O’ Donnell。他们共同探讨了艺博会爆炸式的增长和普遍性以及艺博会带给艺术经纪人、艺术家以及藏家的复杂的道德和商业挑战。Judith Prowda，这位作家、律师，同时也是苏富比艺术学院的老师持了这场讨论会。

艺术经纪人Elizabeth Dee创立了深受欢迎的“独立艺博会 ”(Independent art fair)，她报出了一串颇具参考性的数字。她说自己现在每年用于参加各类艺博会的预算已经超过了25万美金，而十年前的数字是2万5千到3万5千美金。

Winkleman则回顾了从1970年开始的三大主要艺博会(科隆、巴塞尔和布鲁塞尔)到2005年的68个艺博会再到2011年的189个艺博会。而据他自己的统计，现在全世界应该有将近220个当代艺术艺博会。

他将2002年在迈阿密举办的NADA艺博会视为小型画廊的转折点。在星罗棋布的艺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参展成本比现在便宜得多，而画廊则可以一再售罄自己展位上的展品，在一个艺博会上的销售额往往超过在自己画廊里6个月的销量。他说道，“对于艺博会应该是怎样的形态以及谁有资格组织艺博会的理念”一直在改变而“需求量则呈爆炸式的增长”，这里的需求量指的是画廊申请参展的数量。

Winkleman还指出，在2008年的财务危机和经济衰退期间，大家原以为艺博会的数量会下降，然而与大家的预期完全相反的是，越来越多的画廊将艺博会视为生意冷清大势中唯一的避风港。这点与“对于谁应该负责将藏家带到艺博会上的观点的改变”也不谋而合。艺术经纪人们会问艺博会组织者：“那些大藏家们在哪里？你要带他们过来。”作为回应，艺博会逐渐扩大了他们的VIP项目，收集参展画廊的VIP名单。“这让艺博会有了很大的权利，” Winkleman承认道。他说艺博会的主导权让它能够系统化地“教育”藏家：“这才是我买艺术品的地方。当最新最好的作品都出现在艺博会时，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不同的画廊呢？” 这点又给艺术经纪人和艺术家制造了压力：如果在艺博会上连续展出相同的作品或者展出之前在画廊里已经出现过的作品也许就不那么新鲜，也不那么吸引人了。

Dee女士提出对比一下“那些由画廊建立和经营的艺博会与那些已经成为一个私人经营机构的艺博会是至关重要的。” Dee女士说当艺博会采用公司化的运营模式后，画廊们就丧失了一些过去拥有的优势。谈到参展费用的上升，Dee认为艺术经纪人没有太多空间可以冒险推广新艺术家和新项目，而展出的内容则因此变成了牺牲品。当然，艺博会组织者“需要借此牟利是显而易见的，”但她问道，“牟利到什么程度呢？”

律师Richard Lehun谈到艺博会让原本就很复杂的关系变得更复杂了。虽然艺博会轻松、高效，特别是对藏家而言艺博会让他们得以“货比三家”，但同时，它也拥有破坏关系的能力。它们取代了以往发生在画廊里的安静讨论，取而代之的是一窝蜂式的购买模式和刺激消费的环境，从长远来看，这反而削弱了以往艺术经纪人和藏家间稳固、长久的关系。“艺博会发展的是表层的关系，而事实上这些关系是应该深挖的。”他说道。

Lehun也谈到艺博会会影响到艺术经纪人和艺术家之间的信任。“在参加艺博会之前，双方的忠诚度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责任，”他说道，“参加艺博会后，忠诚度指的可能除了参加更多的艺博会外就没其他了。”

律师Nicholas O’Donnell给大家例举了不少在不同艺博会发生的真实和虚构的买卖案例，从而引出了不少值得探讨的议题，例如艺博会的选址、交易涉及的法律(例如，适用于Frieze纽约艺博会的纽约法律，适用于马斯特里赫特艺博会的荷兰法律，适用于科隆艺博会的德国法律)、合同相关的明示条款和默示条款，以及艺术经纪人和客户间的信息交换。他模仿道：“你说的是有毕加索的名字？毕加索亲笔题名？还是毕加索的创作？”（文/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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