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谦

鸡缸杯

龙美术馆

在刘益谦的身上，有着众多的身份：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股大王”、“增发股大王”、拍卖场最阔绰的买家之一……而其中最新的莫过于2.8亿港元“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的主人了。而在刘益谦的收藏之路上也充满了各种争议：与上海博物馆关于“功甫帖”真伪之争，使得这件作品已经从一件九字便笺成为了如今龙美术馆浦西分馆内一件面积为30平方的“装置”作品。这位拍卖公司最钟爱的“封面男郎”，正昂首阔步地走在他那夹杂着争议与毁誉参半的收藏道路上。

小小鸡缸杯，见证中国文物回流之旅

2014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拍现场，一只玫茵堂珍藏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早在拍前就吸引了藏家和各路媒体的眼光。不仅是因为苏富比为它开出了2亿-3亿港元的高估价，更是因为曾经收藏此杯的藏家名单也是声名赫赫：仇炎之、伦敦收藏家Leopold Dreyfus夫人、日本藏家坂本五郎以及瑞士玫茵堂。因此谁能成为鸡缸杯的最新主人，成为了当天拍卖中最大的悬念。最终，刘益谦以2.8亿港元成功拿下这件瞩目拍品。

为什么要以天价拍下这只鸡缸杯呢？刘益谦表示，钻石也是很小很贵，但是大家都能接受。瓷器大家接受得不多，突然之间看到一个小酒杯卖到2.8亿，大家都有好奇心态。说起与鸡缸杯的渊源，不得不提刘益谦的忘年之交张宗宪了。1997年，上海朵云轩上拍吴湖帆的册页《如此多娇图》，拍前估价为120万-180万，张宗宪志在必得。但在拍场上，张宗宪却被一个年轻人屡次阻击，张宗宪坚持举到前一口，最终这件作品以破吴湖帆当时作品纪录的214.5万被这个年轻人卖走。张宗宪一气之下从此不买吴湖帆的作品。这个年轻人就是刘益谦。尽管张宗宪失却了佳作，但是却和刘益谦“不打不相识”，从此成为收藏路上的忘年交。

张宗宪告诉刘益谦，早在1949年，他就在香港一个古董店看到了这个明成化鸡缸杯，要价1000港元。但是当时不能确定真伪，所以他邀请了仇炎之在第二天一同前去看个究竟。仇炎之一看，就说这个杯是仿的，便拂袖而去。张宗宪左思右想，还是不相信这个杯子是假的。第三天他又去看，老板说这个杯子已经被之前与他一起来的人买走了。张宗宪很生气地去找仇炎之算账，结果仇炎之说这个杯子我1000块钱买了，这里5000块钱的佣金是给你。而仇炎之的第一桶金就是从这个鸡缸杯开始的。

上世纪50年代这件鸡缸杯被伦敦收藏家Leopold Dreyfus夫人收藏，至1980年11月在香港苏富比举办的拍卖会上，日本藏家坂本五郎以528万港元将其收入囊中。到了1999年4月，还是在香港的苏富比举办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这件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被拍出了2917万元港币的天价，成为当时中国古代瓷器在拍卖市场上的最高成交纪录，而购得者便是玫茵堂。而刘益谦则在2014年成为了它的最新“保管者”。可以说，小小一个鸡缸杯，见证的是中国文物藏家的一个演变与更替：从西方藏家到日本藏家再到内地藏家。刘益谦认为，到今天国家的经济发展了，物质丰富了，但是一切文化还是在恢复过程中。而且国家现在也提出文化大发展的战略。因此他购买的鸡缸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种文化效应。

备受争议的“封面男郎”

不仅是鸡缸杯，在刘益谦的收藏道路上，“只买最贵的”成为其收藏格言之一。他说自己不懂，所以每次拍卖时，都会盯着拍卖图录的封面作品不放，因为他觉得能作为封面的肯定是本次拍卖中精品的精品。因此他也被众多拍卖公司称为“封面男郎”。而他最为引人瞩目的投入则是在2009年到2010年。在2009年他以12亿元，分别购入了齐白石的《可惜无声·花鸟工虫册》(9520万元)、宋人《瑞应图》手卷(5824万元)等多件拍品。其中更包括当年国内拍卖市场上成交价前10名的艺术品的中4件，1.34亿元购入《平定西域献俘礼图》、1.69亿拍下了吴彬《十八应真图卷》等多件亿元拍品。到了2010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0个亿，其中他以3.08亿元天价拿下举世瞩目的王羲之的《平安帖》，还用1.14亿元买下陈栝的《情韵梅花》。但对于在2010年同样引起关注，以4.368亿元成交的《砥柱铭》，刘益谦却明确表示，这件作品并不是由他购买的，其他的可以算到他头上。

高投入的背后，自然也会引发争议。其中最让人争议就是在2013年他在纽约苏富比以822 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拍下了宋代文豪苏东坡的《功甫帖》。这件作品的真伪引起了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通过一系列考证，共同指认该作品系伪作，并非东坡真迹，至此开始了接近数个月的真伪拉锯。对于这件作品真伪，刘益谦表示，他在拍前对于这件作品查阅了众多资料，由于作品上边有项子京和安仪周的收藏章，在《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中都提到了这件东西。同时他又咨询了其他业内专家：“整个市场我认识的朋友里基本上对这个东西都听不到杂音。”所以他对于上博的质疑感到惊讶与疑惑。面对质疑，刘益谦直说：“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像我娶个老婆一样，漂不漂亮关他什么事？我花自己的钱，跟他没关系。”

在刘益谦的收藏过程中，这样的争论并不少见。早在2008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时的“戴萍英基金会之收藏重要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上，刘益谦就买下了两件备受争议的作品：“当时正值金融危机袭来，起拍价比底价降了一半，那一场基本上没什么人买。而在这一场中有两件东西争议很大。一件是仇英的《采莲图》，这张画是没有款的，但是有项元汴40多方收藏章盖在上面，同时他也把这幅作品编入了自己的《千字文》中。张珩在他的个人收藏中也著录了这件东西。当时我咨询了四位专业人士，两个人说好，两个人说不好。说不好，是这件东西没有仇英的款。说好，可能是因为当年仇英养在项元汴家里时受命仿制一张老画，当时仇英还没有出名，所以未落款。后来仇英成名了，不可能回来给项元汴补款。项元汴的印章很有可能晚年盖的，由于当时仇英在画坛负有盛名，所以他加盖了许多收藏章，也把它编入了《千字文》中。我认为说好一方专家的话在逻辑上能够成立，所以我拍下了这张作品。另一件是文征明的《鹤所图》。这是一个山水，后面是很长的跋。我同样咨询了4个人，同样是两个人说好，两个人说不好。说不好的理由很简单，这么长一个卷子，画得很精细，文征明不可能89岁还有体力画的。但是它后面有文徵明的跋，的确是为这张画写的。按常理，文徵明不可能在一张假画上题跋。所以很有可能文徵明在这个年龄画不动了，会请一个他认同的人代笔，在代笔的基础上再修几笔，所以才会题跋。基于上述的判断，我还是把这件东西买下了。”尽管有人质疑他是靠耳朵买东西，刘益谦淡淡地说到：“你们只看到我的冒险，没有看到我的谨慎。”（文：陆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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