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养心殿的珍贵刻本

故宫文物南迁途中

文物装箱

前些年，电视台播放过一个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系列电视片，不少电视观众由此而知道故宫文物南迁的一些细节。

但对名副其实的故宫文物“南迁”如何动议及过程如何，又有多少人知晓呢？这期间既充满曲折艰辛、又透射着那一代文博前辈的热血赤诚。而说到此事，我们特别不应该忘却的一个人，就是著名的剧作家吴祖光的父亲——吴瀛。

“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

1931年，日本在华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平津为之震动，华北形势也日渐危急。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层鉴于日军侵略者气焰方炽、故宫文物有在战火中被毁或被劫的危险，因此有人提议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迁往远离日寇兵临城下的南方储藏。

最早提出动议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李宗侗、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等人。他们说动了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易培基继而将故宫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呈报了南京国民政府。

国府“交行政院同军事委员会核办”的批复回来后，李宗侗等拿着批文，又到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请求，终于使得故宫文物南迁的动议获得了批准。

时为“院长助理”的吴瀛，最初对故宫文物南迁是持否定态度的。为此，他甚至与老朋友易培基争执起来。吴瀛认为不应匆忙动迁，需要再观望一下形势，因为“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将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轻易做这样的决定！ ”

其实，吴瀛当时说这些话不过是极而言之，但不料这些虚拟预测后来竟然成真，让易培基等主导文物搬迁的人，到死都没能洗清被泼在身上的污秽，让清明无私半世的吴瀛备受屈辱，以致颠沛流离几成“废人”。

“你这全是为私！ ”易培基听到吴瀛的劝说后很气愤：“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推卸责任！ ”易培基义正词严，吴瀛只好沉默噤声，但他对此事一直不太积极。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议随即召开，在会议上决议挑选故宫中收藏的所有贵重的文物，分批运送到上海，迁移费预算6万元。

然而，作为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常务理事张继，对将故宫所有文物迁往上海持不同意见，他力主由他主管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文物迁往西安，并自告奋勇地提出他要主持此事，迁移预算的三分之一归他动用。张继的这个提议，也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通过。

张继这个主张之所以能得到部分理事们认可，是因为当时故宫博物院管理层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希望故宫有一个分院在另一个区域，与南迁上海的文物、北平故宫博物院形成三处并存的状态。

吴瀛觉得张继要主导文献馆西迁，不管其个人出于什么动机，对中国文物的留存保护还是有好处的。狡兔三窟，即便一处两处遭逢劫难，也总还有一处兴许得以保全。

理事会议定文物搬迁大计后，李宗侗到了南京，他此行目的是为文物南迁做筹备工作。其时，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李宗侗遂向他请示了相关事宜。但不知是因为什么缘故，宋子文否决了将故宫部分文物分运到西安储藏的计划，要求全部文物都迁往上海租界内。

事有凑巧，李宗侗到上海不久，张继的太太崔振华也到了上海，他们前后脚都住进了沧州别墅。住在同一家饭店，低头不见抬头见，碰面总要寒暄几句，熟料说到故宫的话题时，两人话不投机吵了起来。李宗侗急了，说崔振华“不配管故宫之事”；崔振华则抄起茶几上的烟灰碟子，劈面砸向李宗侗。

本来西迁计划被否，张继就疑心是李宗侗从中搞了鬼，要不然宋子文为什么要否决他的设想呢？崔振华则感到在上海沧州别墅受到了李宗侗的轻蔑，更不肯善罢甘休。这又为将来双方的恶斗埋下伏笔。

国宝存亡，匹夫有责

且说李宗侗回到北平后，即开始着手南迁文物的装箱工作。吴瀛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俞同奎一起担负着挑选和装箱的监督工作，他们主张先挑出精品，以便更精细地予以保护。但李宗侗不以为然，说：“南迁之事如同救火一般紧急，哪有许多工夫来选？ ”

一天，吴瀛发现图书馆所装的《四库全书》木箱有缝，提出里面要加油布包装，否则不能防雨，若被淋湿后就损毁了。李宗侗一听就急了：“景洲先生，你要知道日本人就要来了呀！”吴瀛说：“既然不要保护，何必搬呢？”最后，在吴瀛的坚持下还是在木箱里加了油纸包。

1933年1月，山海关落入日军手中，京津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从1月31日开始，将已经装箱的文物分批南迁上海。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先行前往上海，租赁储存迁沪文物的库房。

故宫文物将南迁的消息在报纸上刊出后，一时间引起社会舆论哗然。有些人认为：故宫文物在兵临城下之际运出北平，势必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这些人呼吁政府以保卫国土为重，以安定民心为重，停止故宫古物南迁，不应对敌处处采取妥协退让态度。而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不宜轻易他迁，以免散失。

1月23日，反对故宫文物南迁的人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曾经短期出任古物陈列所所长、还曾做过湖南省代理省长的周肇祥被推为协会主席，他们随即发出通电反对故宫文物南迁。

面对此情，南京的国民政府对文物南迁公开表态：故宫文物是国家数千年的文化结晶，毁一件就少一件。人民留在北平可以协助政府抵御日寇，文物留在北平只有被掠夺和毁灭的可能。国亡还有复国之日，而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

但周肇祥等执意阻挠文物南迁，他在太和门聚众集会，公开表示要以武力阻止南迁古物，誓与国宝共存亡。接着，一些故宫职员便纷纷收到恐吓信，还有人宣称要在铁路沿线埋炸弹，以阻止文物南迁。

上述情况，在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给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的电报中皆有所反映：“于学忠(平津卫戍总司令)转来各团体反对古物南迁函电，举座大哗。似此情形，倘地方政府不积极负保护之责，物品一出宫门，即恐发生意外。至个人危险，早置之度外。手枪、炸弹、恐吓信件，日必数起。 ”

当年曾参与文物南迁的那志良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有人打电话来，指名要找哪个人，是不是担任押运古物，当心你的命，”还声言“要在铁轨上放炸弹”。总之各种谣言、恐吓一致压向参与文物南迁事宜的人。

但就在一片反对声中，装箱工作渐趋完成。车成马就，但问题来了，当初积极主张南迁、并自告奋勇要亲自主持运送文物南行的马衡态度大变。他非但对内声明不去，还在各报纸上公开表示他不会南行。

此刻，箱子已经装好捆扎停当，就等着往火车站送了，可带队押送文物的领头人没了。万般无奈的易培基想到了吴瀛，关键时候只有老朋友能救他的驾。

易培基找到吴瀛央求道：“你的家用我一定负责时时接济并且可以亲自来照料，老伯母也可以由我日常来问安，决不让你担心。务必请你走一趟，否则下不了台。 ”

当初，吴瀛是反对文物出故宫南迁的，而眼下南迁竟招来如此巨大的阻碍和压力，也出乎吴瀛的预料。但面对老朋友的苦苦恳求，更想到保护千百年文物精华的使命，吴瀛决定将自己的看法搁置一旁，慨然答应主持第一批文物的南迁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