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若干重要的、不重要的国内双年展将一起发生。双年展的话题，像是一个老情人，既让人提不起多大兴趣，却又不能忽视它。曾在2002年写下《1096个双年展》的费大为反问：“为什么现在双年展的话题又突然热起来？”

如果从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算起，这样舶来品入驻中国已有22年。当年的策展人吕澎，后来反复讲述一个回忆，“开展时，有8件作品不符合审查的标准，被文化局要求取下来，其中就有王广义的《大批判》。我说那要把艺术家的300元报名费退回去，投资人不同意，结果官员说没有义务退，我说这些作品就只能挂在墙上。这个例子听上去很脆弱，但它说明了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变化。”

在艺术领域，这个变化的游戏规则，正是由90的双年展点燃的资本、政府、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的角色与权力关系共同书写而成。

资本：汽油

提起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的关系起源一般都会追溯到1992年广州双年展，策展人吕澎更是成为这个话题的重要发言人。“历史地看，没有1992年以来的市场经济就没有今天的当代艺术”，“简单地拒绝资本与市场的结果不是将当代艺术搁置下来，就是在窘迫的形势下最后掉进资本与市场的陷阱。”

资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具有汽油一样的意义，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一个字“烧”。1996年的首届上海双年展拿到政府的50万元专款，到2014年第十届上双经费却“缩减至1000万元”，说缩减是相对于2012年第九届“空前的1800万元”而言。20年、10届，资本翻了20番，没有钱，任凭哪一个主办方都难为无米之炊。就连吕澎的老对手王林也直言，“资本是中性的，有善意的资本，也有恶意的资本，关键是如何把它用到合理的位置上。”

可是依这样的几何数翻下去，高品质的双年展还能维持多久？不如且看经费缩减后的上双如何亮招。

政府：离合器

尽管国内双年展的资金来源主要出自政府，但在双年展的范畴内，政府更应该像是离合器——该分时分，该合时合；该近时近，该远时远。

栗宪庭在2006年后投身国内独立电影运动，面对雷同但又必须的追问，多次抛出一对词组：恶意的想象与想象的恶意。这跟王林对资本的评定有点貌似，但老栗的意思却更现实、也更勇敢：即使正确的政治也不能干涉艺术。

而现实的处境是，除了一如既往的暧昧审查，还有铺天盖地的盛情邀约，三线四线城市的地方政府近几年突然对双年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山东(国际)美术双年展、青岛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东盟艺术双年展、大同雕塑双年展……甚至对“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巫鸿也曾这样批评：“它实现了它的意义，把自己扮演成为一次‘历史事件’。但是这次事件的启动者，是一个官方的机构，而事件的目的就是为这个机构加入‘世界著名双年展和三年展’的全球俱乐部中去”。

共同的潜台词是，“自从有了双年展，我们的城市就焕然一新了”，新的牌面、新的资本、新的地皮、新的绩效单，在双年展面前，踩好离合器更显政府高明。

策展人：发动机

策展人是双年展的发动机的吗？费大为不愿采用任何比喻，他说“做一个展览的关键人物，特别是群展，当然是策展人(总策划)了”……

2002年，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出乎意料地聚焦90年代的中国实验艺术，当时的策划人巫鸿认为：“尽管‘第三届上海双年展’代表了中国实验艺术正常化的一个新阶段，但是要保持它的创造力，这种艺术就必须超越展览所建立起来的标准。”在90年代兴起的展览热中，“独立策展人”开始在实验艺术的“正常化”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巫鸿正是用独立策展人的姿态与视角策划了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

而2014年的上海双年展，也将因为主策展人安塞姆·弗兰的加盟引起新一轮热议。就连上届的总策展人邱志杰也夸赞：他做出过史上最好的台北双年展，期待他做出史上最好的上双。”

总策划人的学术水准、资源库存、策划经验、交际能力直接影响到一个双年展的品质，很多时候他不仅仅承担了发动机的功能，底盘、连杆装置、方向盘、润滑油、传动系统……一个合格的高水平的策展人身上拥有上述一切功能。

批评家：变速器

批评家呢？标志一个展览学术档位的批评家，却在双年展中频频失声。

王南溟曾在2004年上海双年展前写了《上海双年展也要成为“寡头政治”吗》一文直批“坐台批评家”现象，“坐台”一词引得业界不少批评家不满，王南溟说的是实话，却不仅仅针对双年展。

而2011年成都双年展与美术批评家年会的联姻召开，再次招致批评，批评家年会由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吕澎主持，似乎动了批评界的大忌，乃至有批评家以退会表态。

两个案例无非说明批评家认为双年展沾惹不得，好像有某种洁癖，可是在双年展这样的巨制面前，批评家作为变速器，换档给予中肯的批评，不是题中之义吗？

方向盘：X

你要问方向盘呢？只能回答：X。“X”不是未知数，而是角力中的各方关系最恰切的表征，谁都有机会，谁都在争夺机会，向着唯一的“老情人”。

责任编辑：吾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