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作家的陈丹青，一直没有淡出过公众的视野。无论是出书，还是论事，无论他如何自嘲，陈丹青的文字依然充满了“存在感”。

2014年，陈丹青一连在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草草集》、《记忆的泥沼》、《无知的游历》这三本新作，同时也迎来了自己的花甲之期。他的心态有何变化？生活和工作的重点是否转移？本刊特编发如下访谈，读者可一探究竟。

谈新作：没有“命题”，我几乎就不写作

张莹琦：您曾自嘲，“写得太多，画得太少”，《草草集》序言中也写道，多数碎稿是应酬。这次暌违5年才出书，是有意减少写作、放慢写作吗？

陈丹青：我不是学者，并没一肚子学问憋着要说，只靠不同稿约才能写作。近年确实有意怠慢媒体，“减少写作”，可是美术界，或别的什么界，不断有人要我写点什么——逝者，师长，同辈，晚辈，甚至孩子——其中深交浅交都有，或并不认识，但家眷熟友辗转恳求。我婉拒了不少，凡接了的，零碎时间就被榨光了。

张莹琦：写作是您的爱好，您对写作也很认真，但书的篇章几乎是“命题作文”，是否感到疲倦？

陈丹青：倒没厌倦。前面说了，没有“命题”，我几乎就不写作。

张莹琦：《谈话的泥沼》是近年来您接受访谈的结集。您曾说，只接受书面采访。这可否看作是您对写作的一种认真态度——访谈，也含糊不得？

陈丹青：当面访谈，当场讲演，事后的记录常使我濒临发疯：七八成记者的语文太滥了——多半是中文系、新闻系硕士啊——我读着，觉得自己是个满口胡言的白痴。清洗记录稿，简直是苦役。而且不少记录稿根本没跟我打招呼就发表了，满篇废话。所以不如不见面，书面来一堆问题，敲打成篇，发去了事。

张莹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你有没有特别想谈或者不想谈的话题？为什么？

陈丹青：不让谈、不敢谈、以至不想谈的话题，多的是，“你懂的”。特别想谈的事，多半亦属不让、不敢、以至不想的一类——倒不是指所谓政治，而是真相与真话——剩下一点点，蛮想谈的：是本行的所谓艺术，但也不敢。我早发愿要写《次要的作品》，可是暗自思忖：学问太少啊。

张莹琦：您之前的书里面，有许多痛陈时弊的篇章，在新书里，这类针砭时弊的文章似乎减少了，有读者因此说，您的批判精神相比之前有所弱化，您怎么看？

陈丹青：没错，弱化了，本人会继续弱化；有那么几篇，删除了，我愿意删除。读者想让我早点闭嘴吗？

张莹琦：微博上有读者说，除了游记，新书多是旧文，新意不多，说您“读书少但想说的话太多”，把文章归到两本书，是否有拼凑的嫌疑？

陈丹青：没错，是拼凑。我的每本集子都是拼凑。将近十年不逛书店了：瞧见我历年的拼凑搁那儿，还走进去，难为情啊。

谈旅行：飞越大洋，换取昔年故国的片刻幻觉

张莹琦：《无知的游历》一书中，你选定在土耳其、俄罗斯、德国、匈牙利这4个国家旅行，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旅途中，你会否不自觉地将所见所闻与国内作比较，并且思考？

陈丹青：没想法，是地理杂志给出的选择，我同意了。理由，序言中交代了。当然，出去后东张西望，不免想起“国内”。我告诉您，十年来，每次出国的潜意识都是为找回一星半点早先的中国记忆。您不能想象，中国有太多消失的景观、角落、氛围，只能在外国撞见——威尼斯小巷孩子们放学了，四散叫喊，奔回各自的家。我瞧着心痛，想起幼年时的上海。在欧亚随便哪个国家，老街区老宅子一片连一片，干干净净，小酒馆坐着天天光顾的老人，清晨的叫卖，向晚的市声，陌生人眼角笑过来，像是老朋友……

如今北上广算什么城市啊，以为那就是现代化；去农村，像样的村子、庄稼，在哪儿啊。说来荒谬：三十多年前我们渴望出国，望见摩天大楼心里就乱套；二十年前我们渴望回国，回来了，瞧个活鸡我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可是从十年前开始，我得飞越大洋，借借欧洲日本千百年积垢般的人文景观、人文气息，换取昔年故国的片刻幻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