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顾恺之在建康瓦棺寺画的维摩诘像，乃是他的成名之作，在此之前，他只是恒温的一名太师参军，并无画名。待这幅画完成，在他要当众点睛时，要寺僧对外宣告：观者首日须捐十万钱，二日捐五万，三日随意。由是，至开光之日，便观者如堵。在点睛后的维摩诘像，据说光照一寺。当时谢安观后，赞曰：“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这幅杰作因而轰动了社会，顾恺之这位青年画家因此一举成名。那么，他画的是怎样的画像呢？据史书记载为：“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这便是让那些清谈名士赞不绝口的原因所在；然后又让画史传颂不已。然而，这个病态、忘言的维摩诘，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是维摩这个佛教人物引发的影响呢？还是顾恺之的画才引发的影响呢？对此画史记载不详，美术界似也无人予以深究，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罢了。

顾的原作已无存，敦煌壁画中有一幅唐代的维摩诘像，象个土财主；宋李公麟有一幅白描维摩诘像，说是有传本参照，象个宋代文士。我看了并没感到有什么好。为解开顾恺之维摩诘像之魅力奥秘，我们必须得弄清东晋时代特殊的社会风尚与维摩诘这个佛教人物的关系。东晋是“魏晋风度”社会思潮大行其道的时代，以王导、谢安等这些王朝的重巨为领袖的清谈活动，已成为清谈名士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在王导、谢安的家中，便经常举行清谈聚会，顾恺之便是其中常客，说他善谈玄理，少有名气。所以，顾对这些统治集团上层名士的思想精神，十分了解。其所以选取维摩诘居士为题，是因王谢这些名流以居士自居、结交名僧，不少名僧亦常参加清谈活动。顾恺之亦如此，常与名僧交往。顾所画的维摩诘像：“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正是那些瘦骨清相、褒衣束带，药酒相伴、手摇麈尾、论辩“忘言”，故弄玄虚，以显风度高雅的名士们。据说顾恺之画像中有隐几、麈尾，这正是王导、谢安这些清谈领袖特有的形象。因此，顾恺之精心描绘的维摩像并非是佛教造像，而是当时典型的清谈名士形象，这才是士族名士们热捧此画的真正原因之一。

其次是维摩为居士（在家菩萨），道行可与释迦相匹，因此而位居亚圣。他生活于印度毗耶离大城，社会影响几乎要超过释迦。据《维摩所说经》云：释迦知悉维摩病了，须派弟子代他前去问病。当时身边的大弟子舍利弗等便说，他们曾见过维摩，并与其辩论，都失败了，所以不敢前往。释迦只得命文殊前去。文殊应命，其余弟子遂纷纷要求随同前往，于是，文殊便率领数万人参预的队伍，浩浩荡荡前往毗耶离大城。维摩悉知，便命弟子空其室内，于小室置一床，依床示病。经文接着便描述维摩与文殊这场“问病”大辩论。

《维摩经》早于三国时便译传中土，至东晋随着清谈风气的盛行，此经已深为士族名士们喜好。维摩这位商人富翁贵族、居士亚圣，身份与士族名士们类似，因此成了时代慕圣求道的典型模范，而受到名士们热捧的理想人物。而维摩与文殊的论辩主题内容，也就是名士清谈的主要内容。依《维摩所说经》，侧重阐述了两大问题：一是菩萨行（慈悲），二是中道不二法门（智慧）。前者阐述菩萨圣德，后者阐述中道智慧哲理。维摩经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十分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这场小乘佛法与大乘佛法的精彩论辩盛况，令人读后难以淡忘。论辩充分展示了维摩诘高尚的德行和无尚的智慧，深刻地宣扬了大乘佛教，奉行自觉觉他、普度众生的菩萨行的伟大，严厉地批判了小乘佛教自觉自度的自私与狭隘；同时又十分形象地阐述了空假不二、心物不二、入世出世不二等中道不二法门之辩证法理念。由于声闻弟子们，或执于空、或执于假（有），囿于形而上学之分别观，听不懂维摩诘的“不二”法门。当维摩讲完了“不二法门”，文殊似欲再问难时，维摩“忘言”，默然以对。这一默如雷鸣，文殊顿悟。此时天女散花，花瓣纷纷落下，凡落到已悟菩萨身上便落，而落到未悟者身上，如舍利弗等着身便沾而不去。文殊合十称谢曰：“善哉，终于得入不二法门！”

所谓菩萨行，大意是：菩萨本是佛，却永不成佛，生活于众生世间，一心救苦救难。如莲花，扎根于污泥之中，却又能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永葆佛性清净和无尚智慧。所以，文殊问维摩因何而病？维摩答曰：“众生有病，我故病：众生病愈，我亦病起。”而小乘声闻弟子，却只知自己修行成佛，不关心众生疾苦，因此永难成佛。

维摩所展示的德行和智慧，正是东晋士族名士们所仰慕的精神境界。处在战乱不已、社会矛盾交织的时代，人的命运、生命，始终处于忐忑不安之中，因此，任性任情地享乐和追求精神的永恒，酿成了时风，维摩诘也便成了名士们效法的偶像。顾恺之的成功，在于他迎合了士族名士们的心理要求和理想。至于这幅画的艺术水平如何？在以无为本、得意忘象论兴行的时代，名士们自然就不在意了。而我们一些论者，则往往就事论事，以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论，诠释其维摩像神态如何如何的好，技巧又如何的精湛，因此才轰动社会，成了名画家，如此离题，奈何！（文：苏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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