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

李山，1942年生于黑龙江兰西，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现工作生活于上海和美国纽约。李山的早期创作被归为政治波普，后来开始生物科学研究，是国内最早从事“生物艺术”探索的艺术家。李山试图找到一种进化的形式，提出关于试图从不可认知里拔出可认知的问题。

2007年，上海的香格纳画廊推出了李山与张平杰生物艺术作品展“南瓜计划”，这是国内首次展出以生物基因工程为技术基础创作的艺术作品。毋庸置疑，生物基因工程作为21世纪的首席学科，将重塑我们存在的世界；对李山来说，生物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激发了艺术想象力，也开辟了一片崭新的艺术空间。

由于每年有一半时间待在美国，李山在上海就把住所同时用作画室。他这间位于顶层的公寓挑高很高，因不常使用而空空荡荡的，只有一面墙被一幅未完成的大画整个占据，画中用黄蓝两色涂抹了一些转基因人形，可以算是他的生物艺术方案草图。为了筹备展览，李山没有一鼓作气把画完成，至今已经搁置了两年，现在他的想法也变了，“肯定要按照现在的想法画，两年前的画就没了”。

李山这次回到上海，只待两天便要去云南和一位生物学家讨论下一件作品的可行性。他的艺术选择令他无法像大部分艺术家那样常年窝在画室里，他得花大量时间去见不同的科学家，说服他们参与没有实用价值的基因重组实验，然后在实验室里将方案变成现实。在艺术生涯的前20年，李山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他参与推动了上海前卫艺术运动，继而成为上世纪80年代“理性绘画”的代表画家，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创作了被认为是“政治波普”的《胭脂》系列，然而生物艺术这条路他走了20年，仍然觉得充满新奇和未知。

众所周知，在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看到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那件半人半兽的作品《Loughton Candidate》，是促使李山转向生物艺术的“导火线”，这件作品令他想起自己大学时和好友熊方元关于如何制造活人的异想天开的讨论。1994年，他在巴西参加了圣保罗双年展，随后去到美国，打算在纽约看看博物馆、美术馆，拜访几位艺术家。但是在他从前的学生的劝说下，他决定申请美国绿卡，便留了下来。等待的过程中，李山阅读了大量生物学资料，记下了厚厚的笔记，为随后的创作做足了知识储备。“通过给核糖体在阅读mRNA时设置一个小小的障碍，就有可能合成一种带有人类文化意图的蛋白质”——全新的世界在李山面前展开，他看见了未来的艺术。

1998年，李山做出了第一个自认为成熟的生物艺术方案《阅读》，尽管因为当时没有科学家与他合作，《阅读》仅仅停留在方案层面，“但是生物艺术要怎么做，如何呈现，都基本考虑清楚了，也都涉及了我后来提出的生物艺术概念的各个方面”。与他长期合作的艺评人张平杰认为，这一年恰是生物艺术的起点，《阅读》正是生物艺术史上的第一个方案，同年，美籍巴西艺术家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Kac则开始了他的数字生物艺术尝试。9年后，李山终于在上海农业科学院的教授的协助下，完成了生物艺术的实际操作《南瓜计划》。这个计划之所以能完成，是因为这位教授刚好在研究南瓜，“如果他的研究领域和我的方案完全不搭边，就没办法合作”。经过4个月的等待，南瓜在试验田里成熟了，虽然它们实际长成的样子和李山事前的想象完全不同，但他和科学家都兴奋不已，“长成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本质上，在基因层面改变了”。

十多年过去，李山不得不承认，从事生物艺术还是困难重重。比如他所设想的人与昆虫的基因结合，现在技术上还做不到。“除了有能力做，科学家还得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到目前为止，要真正进行李山设计的基因重组的实验，还是只能在中国。他曾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讨论过，但是在美国，伦理和社会安全方面的限制太多了。面对生物艺术，李山心里已经没有伦理这层关卡了，他相信伦理最终是由物质构成的，从历史角度看，科学和伦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科学。“伦理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是和社会生活相关的，因此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道德规范终究会被打破。”

作为一个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艺术圈的艺术家，李山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至今的每一代人都有所了解，但如今他认为自己关心的不只是艺术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别人问我做的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我说这不重要，把未知的世界、迷惑你的东西揭开，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他回忆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自己尚有留恋，因为当时大家都很单纯，画的画只能塞在床底下，也还是要继续画，“后来就不对了，大家卖画，有名有利”。为了实现自己在生物艺术方面的构想，李山现在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和科学家见面交流，由于作品也不多，几乎在当代艺术这个名利场里销声匿迹，不过他觉得离开这个圈子也没什么可惜的，“他们不把我当艺术家我很高兴”。

李山=李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做生物艺术？听说你为此还去美国研究了相关的理论和科技。

李：1995年一整年，我都在阅读分子生物学方面的书，包括大学教材等等，这些都给我从事生物艺术的创作提供了知识储备。从美国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做图像方面的方案，就是重组，昆虫和人之间，零零碎碎，一直做了差不多10年。真正有价值的一个方案是在1998年成形的，那时候我对于生物艺术是什么，怎么做，包括最后呈现的方式都基本考虑清楚了。虽然那个方案因为没有科学家可以合作而没有成形，但其中的思考、探索、对生物科学的认识、知识积累等等，对于我个人，甚至对生物艺术历史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我前几年提出的一个生物艺术概念跟这个也有关系。

记者：能否详细描述一下这个方案的内容？

李：1998年初在纽约，我做了一个生物艺术史上第一个生物艺术方案《阅读》，方案所陈述的内容是将鱼的基因与蝴蝶的基因经过修饰之后再重组，这一过程当然只能按照生物基因工程的运作方式完成，作品完成后所呈现的样式必须是鲜活的，具有生物性状的。《阅读》方案回答了什么是生物艺术，生物艺术所使用的材料，生物艺术的创作方法，及生物艺术所呈现的样式。《阅读》方案的重要性体现在艺术创作首次以分子生物学思想为指导来完成作品。

记者：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字？

李：之所以叫《阅读》，因为“阅读”也是生物学概念，在表达过程当中，基因必须通过阅读信息才能表达，其表达过程才能够准确地完成。我们平常的阅读方式跟生物科学的阅读方式不一样，但是规律基本是相同的，从理解上没有障碍。

记者：在美国是自学吗？有困难吗？

李：自学，我必须先弄清楚一些生物学方面的概念，当然，我没办法达到科学家那种深度，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没有实验室，无法进行操作也是我面对的问题。但是通过阅读，我可以弄清楚基因表达的过程，基因表达是生物学的一个核心法则，无论科学家还是艺术家研究的都是同一个课题。

记者：你之前的艺术作品通常被人称作政治波普，后来却发生了如此大的转折，当时是不是觉得之前的语言已经不能满足表达的需要？

李：政治波普主要是关心社会现实。对我来说，每个阶段都有对艺术的不同思考，我不能总围绕着一个题材一直做下去，当认识转变之后，语言、关注点自然也会转移。是不是艺术家并不重要，就像我认为科学家在发现的过程当中“科学家”的身份也不重要一样，重要的是你发现了什么，你做了些什么。我的创作所关心的其实不单单是艺术的问题，而是关注生命，我觉得这是个更大的问题。

记者：转向生物艺术的创作之后，绘画对你来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李：我现在也画画，都是草图方案，跟我的思考也不矛盾。我的那些方案其实是一个概念的表述，一种思考，归根结底是思想的表述。生命究竟是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生命的终极样式，不要以为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完全不是这样。

记者：你现在更多的是在和科学家合作，是不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相对来说，离艺术圈都比较远？你觉得这个状态好吗？

李：这几年，我跟我的一个学生一直在跟科学家见面，花费了好多精力，所以连方案都没时间完成。最重要的还是跟科学家沟通，把要做的事情做出来，这个很重要，牵扯的问题也很多，一个是思想上的沟通，此外还需要借用科学家的实验室，或者专门建立实验室等等。

记者：你现在在美国有长期合作的科学家吗？

李：没有，想做哪方面就找哪方面的科学家，可能接下来就要换别的

科学家合作了。实际上科学家都很功利，当然，功利不是科学家的问题，是社会、国家、也是人类的问题。科学家在发现的过程当中非常伟大，他们把一个未知的世界打开让奥秘显现，但之后就变得非常庸俗。我想改变这种状况，但可能还做不到这一点。我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科学家，将我的意愿拿出来与他沟通，从科学、发现，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出发共同合作创作作品。

记者：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李：过两天我要跟一个科学家见面，他可以提供一个实验室。在美国我跟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交流过一次，实在没办法做，有社会安全方面的限制，可能比伦理方面的困难更大。那个教授说现在生物科学基本的原理大家都掌握了，一般的科学家只要有实验室就能做，你要么回到你的祖国，要么到非洲哪个落后的小国家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牵扯到一个社会问题，有些地方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个伦理问题，因为落后，这方面的意识比较薄弱，就可以做成，在美国根本别想。

记者：那么伦理问题对你来说重要吗？

李：不管对于科学，还是艺术，伦理同样是上帝设置的一个关卡，是人类长期的社会生活积累下来的道德范畴的一种规范。这种道德规范随着科学不断地发现，也会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只是现在人们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人类在欺骗自己，表面上大家从伦理的角度不可以造人，不可以克隆人，其实每个国家都在做，只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还想表示对伦理的尊重。

记者：你应该有不少想法停留在方案阶段，主要的困难除了伦理方面（科学家不愿意做），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李：除了伦理原因，还有技术的限制，人和昆虫结合，从基因层面重组起来，理论上都没问题，但是做起来非常困难。理论上，人类一个基因里边的基因组构成和苍蝇差不了多少，一点点而已。

记者：你是有神论者吗？

李：如果有神，现在基因大概是我的神了。

记者：你对当代艺术圈现在越来越热闹的名利场怎么看？因为相对来说你的工作性质让你没有那么多精力混圈子。

李：他们不把我当艺术家我很高兴，其实对当代艺术这一块，我进入很早，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那个时候大家很单纯，单纯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作品，既没有机会展出，也不可能卖钱，当时根本还没有画廊的概念，那为什么还要做下去呢？那个因为有一个艺术理想和艺术自信。我想这样的作品将来会有人接受的，这种自信来自于我对历史的看法和把握，因为不管是社会还是艺术，总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永远在变。尽管我当时的作品只能塞在床底下，但我想将来这些作品会从床底下爬出来的，真是这样，否则我无法坚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艺术家们都很纯粹，也非常富有艺术理想，为了艺术甚至能够牺牲自己，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后来大家有了名和利，一下就变了，都以金钱为标准，都在关心谁的作品价格卖得高，谁名气大。当然，我并不反对艺术家的画卖钱，关键是要踏踏实实地创作，要很真诚地对待艺术，而不是为了钱而创作。这是一个大的界限，一个基本原则。如果只是为了赚钱不一定要做艺术，炒股也可以，搞房地产也行，是不是这样？

制作方案：只要给核糖体在阅读MRNA信息时设置一个小小的障碍，将需要的氨基酸安插到不是MRNA相对应的密码子上，迫使信息失效。1998年初我分别将鱼和蝴蝶的性细胞按照上述方法操作之后，再放回原处。过了六天，我取出了鱼的卵和蝴蝶的精子打开它们的细胞核，各取一段DNA，由于它们的遗传密码失效，就有可能将鱼的密码子按偶数，蝴蝶的密码子按奇数的顺序连接起来。核糖体跟往常一样沿着MRNA链移动，一种携带人类文化意图的蛋白质就被合成了。

蛋白质被置于盛满培养液的器皿中，十八天后，一个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怪模怪样的生物诞生了，它更像鱼而不像蝴蝶，因为蝴蝶翅膀的形象只占这个生物体整体形象的一小部分。（文：：韩见）

《阅读》李山1998年2月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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