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你每年做好几个展览，每个展览都要做新作品。另外，火药爆破有一套固定的程序。你如何在忙碌工作中保持新鲜？

蔡国强：没有新鲜感，我也会疲劳。我的方法就是和当地的文化发生关系。

我今年年底在阿根廷有展览，去年在巴西做了展览之后，南美其他国家也希望我去。但是我不能把巴西做的东西农民达·芬奇、狂欢节这套又拿到阿根廷。这对我来说就疲劳了。我就去研究探戈。肯定有人说，探戈太俗气了，一听就俗气。我就请他们最好的舞蹈家、编舞家，和我一起找到一个舞台，把舞台打了格子。从空中垂直往下拍录像，侧面也找几个角度，让他们跳了六十几个探戈舞。从他们探戈的起源跳到今天，表现了探戈的历史变化、这个民族的历史变化。拍下来之后，我想在他们的海面上，用烟花重现这些舞蹈。每个探戈的舞步，我都尝试转化为烟花。

开始我希望岸边至少要有2000个人，伴随烟花跳探戈。市长说，怎么是2000个，至少20万。现在他们来找我，讨论的内容是，搞不好有100万人来跳。这个海滩，如果大家互相挤在一起扭扭，可以塞进去15万人。他们问我能不能做三次，我说我没办法做三次，只能做一次。

当一件事情的过程紧密地和文化、历史产生关系，它已经就是一件“事”了，没有什么“结果”的成功、失败。我在阿根廷的时候，20个演奏家、20个舞蹈家，还包括探戈史学家，大家都很努力在帮我构思。如何把这件事情变成很有价值，所有人都认为我可以做出很精彩的烟花探戈。其实我是给自己先刨了一个大坑，太难了，但这样让我很兴奋去面对它。

每次想到这里，就觉得很好玩，即使太难，太俗，但是做好，又太棒了！

东方早报：前几天，诗人西川在一个论坛上发言，说他想以艺术的形式去表达广场舞，但是还不敢。因为那个太庸俗了。

蔡国强：对啊。我问阿根廷人，哪一首探戈的音乐是最让他们感动的，所有人说的都是同一首，包括当地的官员，我就把它当作第一首，也是最后一首。

如果人人都说《东方红》，那就用《东方红》。这不是很俗吗？这不是很不艺术吗？但是，为什么他们会选出这首歌曲？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有深厚内涵的。接下来(如何转化为艺术)就是我的问题了。

东方早报：你的作品喜欢和公众事件、大众文化做互动。感觉你的作品是更加大众化、平民化的，是这样吗？

蔡国强：我这么做也有一个背景。当我离开中国，到日本、美国，我发现艺术越来越系统化、精英化。我当然也在所有最好的美术馆展览，也跟各种各样的评论家、收藏家交流。但是我觉得它越来越离开了现代艺术本身的起源和初衷。

起初是前卫运动，当时的想法是和民众联系在一起，和城市、和大众是很有对话的。后来变成上层建筑了，都是形而上的东西，都是收藏家主导。据说世界上有1000位最有钱的人在引导艺术史的方向。这很奇怪。怎么让它返璞归真，回到大众？我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新的方法论，打破艺术边沿的封闭状况，能够综合性地展现我个人的好玩的性格。不要被一件事情、一个材料、一个形式、一群人、一个题材套住。

敢于做很俗的，那又怎么样呢？从俗里面也可以找到创造力的本质。

东方早报：你有一句名言叫“艺术可以乱搞”，到今天还会被一些人耿耿于怀。他们觉得你不专业，是来捣乱的。你也是针对这个系统化的体制，才这么说的吗？

蔡国强：对啊。会乱搞、不会乱搞，很有差别。我当时也是针对国内的艺术圈，无论是体制内、体制外，他们都太想把艺术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了。现在的艺术又太商业化了，连改造社会的雄心也在失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各种价值观都在崩溃、动摇的时候。中国年轻艺术家应该可以做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作品。

但是如果像现在，艺术家大多在博览会、拍卖场上才出大新闻，而不是作品的创造性被关注。如果大家谈起艺术，包括世界知道中国当代艺术，都是商业的、天价的故事，这是非常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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