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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烟花为什么不能成为艺术
2017-01-16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吾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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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你认为艺术的价值是什么?

蔡国强:这个问题有点像是问水手,大海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也经常回到家乡和上海做作品。能通过艺术这种时空隧道,可以在不同国界、不同文化、个人与群体、体制内外、艺术界内外,相对自由地来来往往,这本就是当代艺术的价值。

当初现代主义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的艺术太狭窄,离大众太远;现代艺术作为前卫运动出来,后来慢慢变成了非常系统化,并且很有商业性。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是“当代艺术学院派”,本来当代艺术是反学院派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很在意美术馆系统、艺术市场、收藏家之类的事情。

日报:每一个项目的起始点是什么?

蔡国强:大家很容易说我在中国文化里找元素使用,陶瓷、纸张、火药。但那可以说是表面,其实我是更在意中国哲学在自己艺术里的摸索,比如易经,变化才是根本,变化才能真实,固守不变对我来说是不真实的。还有道家的“无法是法”、“借力使力”,我在不同文化里面可以跟人家互动,借人家文化的故事、技术、素材,创造新的可能性。其后面的价值观就是包容精神,面对不同的文化,首先不能有排他性,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多哈,都可以成为他们文化的一分子,使自己开放、包容,同时又要有自己的坚持。这种辩证关系在我的工作中是比较明显的。

年纪越大越好玩

日报:你这两年的成长、变化是什么?

蔡国强:更儿女情长,花花草草,春夏秋冬。对比我2006年的《撞墙》,现在的《九级浪》,更童话色彩、更温馨;虽然视觉同样很强烈,但却有淡淡伤感。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我两个女儿,现在一个24岁、一个10岁,都想做艺术。小的告诉我长大要在纽约读艺术,我很伤心,告诉她说你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你表演得很好,长得又漂亮,我感到你在纽约读表演很好。她说,不会,我只会做艺术。这样的对话,让我伤感,因为我更会敏感和在意了。

日报:除了艺术之外还喜欢关注什么?

蔡国强:一张报纸从头读到尾,一天有大概五个小时在网上看各种东西。我主要关注社会,不太关注艺术。因为咱主要就是比较能做艺术的家伙,天性、感觉较好,不会为艺术很痛苦,不是“苦苦琢磨”的那种性格。但对国际政治、中美关系、政治改革啊什么都会关注和思考——看的是别人的观点、第二手资料,但自己也喜欢思考。

日报:为什么把自己称为“男孩蔡”?

蔡国强:我的展览在世界上受欢迎。去年我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农民达芬奇》个展,是2013年全球在世艺术家展览中观展人数最多的——平均每天6400人。其实我每到一个地方展览,基本都会打破当地纪录。泰特美术馆举办达米安·赫斯特的回顾展,有四十几万人看;但我这样一个中国人的展览,跑到只有四十几万人口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城,竟然有五十六万人来看。2008年我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展览,打破他们艺术家个展的观展纪录;两年之后康定斯基的超过了我。当然,这样的数字并不等于我的艺术比人家好。

可是我也会常常被问,“你为什么会受欢迎?为什么大家喜欢看你的展览?”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有少年的好奇心。这种童心跟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共鸣,从孩子到大人。我会观察自己的这种少年情动,做艺术的童性。

日报:你内心的男孩蔡一直都在吗?

蔡国强:我希望他能在,年纪越大越好玩。我发现毕加索、齐白石就是这样,但是你不要写这句,不然又会被人觉得我把自己说大了!

有时候已经说得太白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火药。你曾经说过,之所以迷上这种材料是因为“火药一直具有的偶然的不可预测性”,时隔这么多年,你对火药爆炸出来的效果已经有了更为娴熟的把控力,这时候它的“不可预测”是否减弱了?要用什么办法去消解?

蔡国强:火药爆破主要还是针对我个人,我太理性了,小心翼翼,跟父亲一样,画画可传统保守了。做人可以保守,但是做艺术保守就没什么希望,我就一直在寻找一种材料,可以对我自己的控制欲、保守进行破坏和干扰。慢慢就找到了火药,直到今天我还是会把握不住它本身的能量,性格也还是没有改变多少。

最早我是在油画上做火药,我的自画像,在上面炸一下;后来我又做比如《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我把在室外做的爆破项目用纸张炸出来叫“火药草图”,慢慢也变得容易了;最后我又把火药干脆当做纯绘画来进行,比如说牡丹花、人体。我会找这些新元素去让火药面临不同的新问题。比如会跟舞蹈家合作,从早上到晚上九点,她用身体来表现当下感情,我则不停地画下她的剪影,再用火药那种飘忽不定的硝烟来表现。

日报:吕澎曾经在《蔡国强的展览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提出,你与黄永砯、谷文达、吴山专、徐冰相比,在思想洞察力与批判性方面对中国当代艺术史没有太大的贡献。这也是许多人不喜欢你的地方,认为你离中国和西方的权力都太近了。你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是不是与很多人不同?你怎样回应不谈现实冲突的批评?

蔡国强:人家的批评肯定有对的。可是,比如我在澳洲的展览最近刚结束,根据昆士兰政府的报告,我的展览为当地创造了一千四百万美元的收入,有十一万人到那里住旅馆、吃饭——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叫不叫“对社会有贡献”,我也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来这里看啥。如果仅仅是好玩,他们为什么要坐飞机从多哈、印尼、沙特,只为来看一圈动物围着喝水。

批评肯定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东西看起来那么有视觉吸引力,那么奇观,人家就很担心是不是后面就没思想了。但是很多人看那圈动物看到流眼泪,肯定也是有点道理;毕竟大家去迪斯尼不可能流眼泪。当你看到另外一件作品,九十九只狼撞墙却又往返不息,很多人能体会到文化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墙,人生忙忙碌碌从那群狼里看到自己。

可是我没有把事情说白,这是我的美学追求,而且我感到自己有时候已经说得太白了。好也是这样,坏也是这样——只不过世界上那么多艺术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人也可以。他就是耸人听闻、惊世骇俗,放烟花,那烟花为什么不能成为艺术?就我在努力,也行了。有一个这样的我也不坏。

作品表现我作为一个人的脆弱和摇摆

日报:你是不是更偏向于从外围说明问题,而不是直接尖锐地切入?

蔡国强:也许。有人把艺术当作是改造社会的工具,但目标太明显的时候就要小心。社会主义苏联八十年,在此之前有很多伟大艺术家,夏加尔、康定斯基都是在苏联诞生时很积极,后来灰溜溜到了西方,苏联时期基本没有好的艺术家,原因就是艺术被要求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如果我们现在这么想,就有点跟他们变得一样,有点功利性。因为我个人是这样成长的,我就怕成为这样。

当然我现在做《九级浪》也说是生态主题之类,可是小心翼翼,也有些吞吞吐吐,毕竟环境问题我也不专业。但我对这个话题有共鸣。在发电厂里做展览,会自然想起要做一个与生态有关的主题。可是在做的时候要很小心“用它来改造社会”——我不可能这样伟大。如果是,我就不真实。我的“真实性”,就在于作品表现了我作为一个人的脆弱和摇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矛盾。这也许正是我作品的力量。

责任编辑:吾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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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文化 作品 艺术 艺术界 蔡国强 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