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云

孙晓云，国家一级美术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书法展、书法“兰亭奖”评审委员。书法作品曾7次获全国书法大奖，专著《书法有法》创书法理论书籍销售量最高纪录。出版有《孙晓云书法·绘画》作品集、《孙晓云书法精品选》，《中国当代名家书法集孙晓云》等。

早于洞穴时代，人类即已与艺术结缘，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在我们回望中国古代艺术家创造的灿烂艺术的同时，也应看到，现当代艺术家也创造出了许多能震撼我们心灵的作品。在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14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谈艺录”系列将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艺术领域，包括传统书画、当代艺术、收藏、艺术史等领域，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回溯艺术名家的成长、成名、创作往事，兼及他们的艺术传统、艺术观的表达以及艺术上面临的困惑等。希望通过这一个系列，部分地展现艺术家们的艺术之路，并由此管窥艺术家群体的生态以及中国艺术的发展现状。

今年59岁的孙晓云，是江苏美术馆的馆长。这座体量巨大的现代美术馆，坐落在南京市市中心，不远处便是南京“总统府”。

孙晓云有显赫的家学，古文字学家朱复戡先生是她的外祖父，她从小便在母亲的悉心指导下练习书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童子功。此后时代变迁，“文革”、“上山下乡”在她身上也留下深深烙印，但未曾变过的就是对书法的坚持，从未断过。

“我们这代书法家可以说非常幸运，完整地经历了三个时代，首先是只用毛笔，然后是毛笔和钢笔并用，到现在毛笔跟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了。”孙晓云说。但毕竟书法和毛笔现在已经处于“末法时代”，它必然对当代书法家提出新的要求。这种新要求，在孙晓云看来，就是对“法”的坚持，即对“传统书法”的坚持。在“传统书法”背后，孙晓云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危机。

听孙晓云聊当代书法，并没有什么云山雾罩的大理论，她讲的“书法”非常平易近人，比如说，她爱用她最爱的“织毛衣”来比喻书法，因为很多时候，它们都是一门技术活，是协助人寻找自我的拐棍而已。

■书法的“三个时代”

“在五千年的书法史上，我们刚好处在这样一个交接点。”

记者：你外祖父是古文字学家朱复戡先生，书法启蒙也是从你母亲开始，这种家学传承对你书法学习影响有多大？

孙晓云：不能回避，有一些遗传因素，我从小就对书法感兴趣，从三岁开始写字。当时很多字都不认识，就是照着样子临，依葫芦画瓢。也没有谁逼我，天天都非常自觉地写，我现在59岁，写了56年，几乎没有断过。

从小写字让我解决了基本功的问题。我母亲当时教会了我写字的基本方法，同时教我辨识文字的间架结构。就像一门手艺，干了这么多年，不熟也熟了。不管是两只手写字，还是反方向写字，我都是从小自然会。这也让我对汉字的造型非常敏感，哪个角度偏一点，笔画长一点，短一点，都不一样。所以自己的体会也特别深。

其实写字也只是我小时候的众多兴趣之一，最开始也没想过会干这行，包括到现在，我也没想过一辈子要当书法家，要一直写，我可能退休以后也会干些别的，自己爱选择什么选择什么。

不过像我这样经历的人也很少了。我经历过三个时代，第一个是基本用毛笔写字时代，当时写作文都是用毛笔写在小格子里；第二个是钢笔和毛笔并用的时代，六七十年代写大字报，既写毛笔字，也写钢笔字；现在工作生活直接是网络、视频、键盘甚至进入“云”时代，跟毛笔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在五千年的书法史上，我们刚好处在这样一个交接点，在短短半个世纪就有这么多经历，这么多变化，而我恰恰生长在这个时代，还是蛮幸运的。

记者：“文革”时写的字，应该主要是大字报吧？

孙晓云：“文革”也算是我学习书法的一个机遇。1966年文革开始时，当时都是用毛笔写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写。当时我在学校里，天天抄大字报，每天都花大量时间练习。后来稀里糊涂的就掌握了很多东西，诸如书写的速度、悬腕、行楷之间的转换。日书万字都没问题，这都是童子功。

后来到农村插队，写得就更多了，在什么地方都写，纸上、墙上、地上、篱笆上、屋顶上、堤坝上，到处都写。当时最大的字能有一个房间那么大，我是把石灰倒在大扫帚上，在堤坝上涂出来。现在是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当时我在农村是文化站的站长。无论是写新闻稿、总结，还是写剧本、写标语，每天都在和写字打交道。

“文革”结束后，我当时在部队图书馆工作，借着工作机会，看了大量的字帖、书论和艺术理论这方面的书，每天有目的有计划地写字。当时开始有书法展览和活动，我就参加，慢慢的为越来越多的人熟识，逐渐就走上了这条路。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到南京书画院，也不用上班，我每天就待在家里，看书写字想问题。从1980年初一直到1990年代初，当时我刚生完孩子，这段时间非常安静，两耳不闻窗外事，集中精力把很多小头绪都理出来了。《书法有法》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的。可以说，没有那段时间，我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现在的境况跟当时可能不一样了，还有许多行政工作。但我有一点一直在做，就是认真对待每张作品，我都会尽量想着把它们写好。

记者：整体来说，在中国书法史，其实女性书法家并不多，到了近代以后才开始出现一些。性别给对写字本身会有怎样的影响吗？

孙晓云：时代的标准不同了，过去社会对女人的分工不一样，女人不是社会型的，而是家庭型的，她被要求在家里相夫教子。即便对文人家庭的女子要求“琴棋书画”，也不会把她拎出来和男子相比，充其量说说“巾帼不让须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书法确实是非常男性化的，女人想出来并不容易。书法需要你稳健老到、随机应变，明察秋毫、果断自如。而这恰恰不是妇女的特长。尤其是写大草时，这种气质尤为男性。过去不一样，女人一般写写小楷也就过去了。但过去对书法的要求也比现在高多了，书法和生活、和社会是融为一体的，平时的记录、通讯、写作、交流，都是需要书法。平时写得非常多，运用非常广泛，什么都写，水平也比现在高很多。对于我来说，跟同代人比，尤其是和女人比，我还是有自信的；但一跟古人比就非常惶恐。所以对“书法家”这个称号，我也是惶恐多过自信，我也不太想去背负什么家之类的称号。

从古至今，女书家寥若星辰，屈指可数。对于女性书家而言，我付出的也许比一般男书家要多得多，辛苦得多。写得不好，男书家在原谅你时同时也在轻视你；写得好吧，对你的要求比男书家还要挑剔。想在几千年男人拿手的领域里有所作为，真是难上加难。唯一能让我自嘲的是，在写得好、写不好的时候，都可以说：“我是女书家嘛”。

我很早就提出“女红”的观点，目的就是女书家自有天地，自有追求，不用和男人争同一个境界。有关这个问题，我倒是有兴趣下回专门聊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