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个时髦的话说，田老师是我们的偶像。

89年，在中国美术馆第一次看到田老师作品的时候，被附中教育里西方大师塞满的大脑和心灵，除了震撼，一时不能消化更多。那时国内不管当代艺术还是官方的，这么大规模这么特别的艺术家个展（虽然是两个艺术家的展览，但田老师作品的数量和格局绝对是个展的性质）还极少见，要知道，那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刚刚萌芽，传统、学院、先锋这些形态还混乱地在艺术青年心里杂交着强烈地冲突着，田老师的艺术好像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而富有张力的语言绝对令人印象深刻，和年少时的荷尔蒙与对艺术的梦想撞击在一起，实实在在地在心里刻下了痕迹，那时的自己，还没想过这辈子能和雕塑发生关系，也不知日后能有幸在生命中和他交集。

听说，田老师也是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展览被临幸召回北京的，田老师所在的雕塑创作室其实就在老美院篮球场的东北角，当时中国很多著名的雕塑家都在里面工作，只是我们都太害羞不太敢轻易闯入见见偶像。很长一段时间，在王府井往北延伸，111路汽车拐角的国际艺苑的橱窗里，放了几件田老师的木雕作品，很多个晚上我们专门结伴来看这个小小的“展览”，那时候能够看到真正有生命力的雕塑作品太难了，那些被放置在射灯下木雕作品常常给人一种呼之欲出的生命状态。这些也成了我们在美院雕塑系特别美好的共同回忆。

田老师的学术价值绝对是被低估的。因为不是雕塑科班出身，他的艺术完全是自我发酵的结果，只能说他是天才，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是。从苏派到后面的先锋艺术，当中串联的一片空白里，田老师是唯一的有自我语言系统的艺术家，我常常讲，他的存在，对应的是八十年代文学里的“寻根”，几乎在雕塑圈里是唯一的承上启下的人物，也是逐渐追求个人化语言的开启。相信今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美术史，给予田老师准确的定位，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他的艺术和人生就像个不可置信的神话。

广慈较早和田老师相识的，他大二的时候有一次去隆福寺百货大楼买木雕工具的时候正好看到田老师买了一堆电动工具从柜台出来，他赶紧放下手中的事情，迎上去自我介绍并且帮着老先生提着一台电动切割机欢天喜地一路送回美院，由于这次相遇，他也算第一次和偶像套上了瓷。95年从中央美院毕业时，为了方便铸铜，我们打算搬到离铸铜厂比较近的东小口去住，在上学时，那个厂子是我们铸铜课的实习基地，每每路过工厂门口，都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眼，路几百米外的另外一个尽头，就是田老师当时的工作室，和铜厂遥相呼应——那时有个“自己的”工作室，像田老师这样做作品，仿佛就是全部的理想了。那时候田老师就是蒙头做创作，工作室大门紧闭，广慈虽说和老先生已经有几面之交可也不敢贸然拜访。还是铜长的厂长，带我们去拜访的田老师，那扇每每遥望的大门向我们敞开的时候，感觉就像经历咒语“芝麻开门”之后的刹那。

田老师比想象中和气和好玩多了！就是那么一个爱喝酒怪脾气的老爷子，院子里有几个助手、被田老师称为“傻媳妇”的可爱的李老师、田老师的女儿、还有各种大小品种的狗……后来想想，我们早期的生活没有什么原创力，只有试图对他的生活的模仿——哪怕是不靠谱的“屌丝”式的想象。

我们在田老师隔壁村子租了个小院和他为邻，走动也就多起来。田老师好酒，常拉广慈喝，喝的时候话多，也多少听到了他人生故事的原版，一个北京富有家庭出身的青年，在贵州25年，像被流放的王侯，内心的骄傲在贵州岁月里怎样无望地磨损，当然，25载岁月之后的田老师身上多的那种草根气质也是他真正的魅力所在。有一张著名的照片，是他贵州的最后岁月，已经开始做作品，也当上了美术老师，带着学生写生的样子，山野里的风吹乱了头发——那种八十年代艺术青年的长发，眯起眼睛看向不明的远方，怎一个帅字了得！另一张给我们印象深刻的照片是回溯到他大学期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稍有点呆的证件照，脸部结构和贵州时代差不多，但真是细柔好多，还有一点像广慈。两张照片串起的是中间漫长的放逐岁月，故事归故事，述说的人在记忆里已经屏蔽了残忍，也隐去了太多无法分享的部分，听的人太年轻，不知愁苦，只当偶像身上镀上一层金色。

田老师不势利，谁都能交往，所以经年岁月有很多年轻朋友，也不知帮过多少年轻人。田老师嫉恶如仇，所以他总是被领导欣赏又很难和领导相处得好，他们这代人都有体制情结，但他是很早可以用“独立”来形容的创作者，也影响到我们对于体制的态度。我们的实际交往其实多流于酒肉和扯淡，更像个忘年的朋友，田老师的性格和人品在这些话语中行为中也塑造着我们那时的价值观。田老师爱狗，我们也爱狗，但田老师的理论很搞怪，他说，我不喜欢人里的狗腿子，但喜欢狗里的狗腿子，也被我们传诵很久。

田老师馋，馋得有级别。自己会在家里腌制腊肉，用各种古怪物什泡酒，每次去他家都是各种吃喝。田老师馋的故事里有一个最经典，他去做客，刚好朋友饭点儿，自然邀他同席，他刚吃过，也自然回道：不吃。但随着口型，口水已经流下，落地，让人感觉回绝得虚伪客气。田老师说起这段的时候，必须用手挡在下巴处，大概还有丢脸的阴影，或者，随时想到吃，唾液腺都会自觉开工。

田老师也会说说他的作品，谈谈对艺术的看法，他很少评价我们的作品，有一次，我拿着一个小作品去找他的助手请教翻制的技术，他私下看了，等我们过去的时候，很认真地和我说，肩膀的地方做的不够到位，我是个不善具体交流的人，当时水平、认识也就是那点局限，他说的听明白了，可也并没能力修改。多年之后，面对自己学生做东西时，形体处理得不到位，有时干着急，也明白有些东西真的得靠时间靠修炼靠悟性，别人急也没用。

贵州时繁重的劳动，加上长年累月不缀的雕塑创作，田老师的腰有伤。犯起来的时候没法干活，站着都有问题。广慈研究生毕业时，在雕塑系办了个个展，请来老师先生同学，田老师来得很早，在他的威慑下，王华祥等一些他以前的学生都一一到场，人来人往，大家或赞赏或客气基本看过打个招呼都走了，田老师一直站在场边，当时他正是腰伤发作的阶段，我们不忍，屡屡劝他回去休息，他一直说，没事，再站会儿，我们懂得这是在给我们站台，心里无法形容地感动，这份情谊不是简单的交情，也是田老师少有的不世俗的人品，这样的为人之道一直影响着我们，虽不能和他比较，但也念念不忘。

上海十年，就很少再和田老师一家碰面，等我们再回到北京，田老师还在上苑，依然矍铄，依然好酒贪杯，依然很馋。只可惜我们各自都越来越忙，和文令几个常说要去看望他们，可确实相聚太少了。时间的冰冷，是内心的无奈。田老师就是个坐标，我们走到哪儿，回头一望，他还在那儿，提醒我们的偏离。不管我们和田老师多么熟悉，多么没大没小，吃喝畅谈，在心里还是对他有敬畏，因为崇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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