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墉 《新娘》 67cmX68cm 中国画

黄国武 《老铁（之一）》 180cm×194cm 中国画

方土 《岁月如歌》 200cmX179cm 中国画

曾几何时，中国人物画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优雅而美好的。然而“85思潮”以后，人物画却变得越发“异彩纷呈”，其中不时有“颠覆之作”令观众直呼看不懂：卡通化的有之，漫画式的有之，“审丑”、“审痛”甚至格调低俗、挑战人类视觉承受力的恐怖之作亦有之。

那么，猎奇、“审丑”等是弊病还是代表了当代人物画的发展方向？个中原因又是什么？本期品味，我们请圈中人士展开讨论。

正

著名画家 林墉——

有些动机不纯画家想

从“审丑”风中捞一票

在我的绘画生涯当中，一直都在接受质疑。早期经常被人批为“浅薄”和“甜俗”。因为我画了一些清丽脱俗的“美女”，就有人发问：画满目沧桑的西北老农不是更加政治正确而且立意深刻吗？

几十年过去了，反对的声音仍在，只是表达内容有了变化。比如有人问我：您真的认为我们的生活是美的吗？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美。真实的人生一点也不美，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尔虞我诈充斥其间，令我们的生活太丑、太苦了。事实上，我年轻时就意识到了这点，而这也是我成为一名画家的重要原因：生活那么丑，我必须得去寻找一点美出来。如果不去为美做一些事情，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和乐趣？直到现在，我不敢说真正找到了美，但我内心对美的憧憬从未消失，用画笔来寻找美的努力也从未放弃。

面对人生的苦，也有画家做出别的选择：梵·高割掉耳朵的自画像、毕加索描绘的脸部变形的女人，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把人类所承受的痛苦展现出来。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表达，他们展现的痛苦中蕴含着深刻和伟大。但我觉得，如果每个艺术家都以揭示痛苦的伤疤为己任，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而我的选择就是要在作品当中展现美。我相信无论在什么年代，这种美是不会过时的。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我们明知道他长大一定会承受或多或少的苦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抱着他大哭一场，哀悼他即将展开的人生，而是要温柔地呵护他、祝福他。我们就是要这样抓住每一点似乎是幻觉一样的美，明知人生缺乏美，却依然执着，这里面同样蕴含着深刻和伟大。

中国人的焦虑感和痛苦感，几千年来从未消失过。我相信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不少“以丑为美”的画作，但它们没经受住时间的锤炼。我们现在看到的传世画作，大部分依然是以美来打动人。当代中国人物画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却不太一样，各种突破想象的猎奇，确实使得人物画有越来越丑的趋势。我们的老祖宗面对痛苦，有时候是不敢言说的，就算是在画面当中有所流露，也大都含蓄而隐忍。但现在这个“审丑”的年代，当“以丑为美”变成一种风气的时候，丑是可以卖大价钱的，艺术家们也就不惮于争先恐后地去展露自己的“丑”了。

“审丑”的艺术家当中，我相信有一群真诚的人。我尊重他们，就像在任何年代我们都需要有艺术家用美好的画面来抚慰人心一样，我们也的确需要另外一些艺术家用他们痛苦的方式来记录这个时代。但在这种猎奇、审丑的风气当中，我也看到了很多丧失良心的艺术家，他们是在“假装深刻”，本质却是想在这“审丑”的风气当中捞上一票。说老实话，现在这些画得越来越丑的人物画到底有多少深刻性？我真是没有看出来。

反

广东画院画家 黄国武——

美到甜俗的画作有今天未必有明天

当代人物画的创作中，一些被世俗标准认作是猎奇乃至丑陋的形象，并不见得是真丑，倒可能是更高层次的一种审美形态。在这方面最令人耳熟能详的例子，是超级大师梵·高的作品。他画中的人物形象，在刚刚出现的时候，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奇怪而丑陋的。但时间证明并非如此，梵·高只是比同时代的人站得更高、走得更快罢了。一切的事物都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包括审美，今天你认为丑的事情，明天也许被证明是美的。而那些美到甜俗的人物画，虽然今天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但到了明天并不一定仍旧如此。

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我们国内的美术教育一直很崇尚西方的造型体系。新中国的人物画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物的结构关系和比例很准确，形象很美好。但这真的是进步吗？我持保留的态度。过于强调准确，反而会削弱中国画的写意性，而这又恰恰是中国人物画的精髓所在。

对中国古代人物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人物“变形”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变形”既然是传统，就不可能设定一个边界，这个“形”一定要随着时代变幻出更多的样式。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特别是当代人的生活普遍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中，那么这个时代的艺术以一种夸张的、变形的，甚至是会引起人们不适的人物形象来表现这种“社会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对这个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忠实反映。

所以我有点想不明白，既然这个本来就是咱们的传统，为何今天的老百姓就接受不了“变形”的人物画呢？我个人也曾经接触过这样的藏家，他接受不了太“离奇”的人物形象，希望得到更“美”的作品。遇到这样的需求，时间允许的话我可以满足。但我不会让这种需求改变我主要的努力方向，我深知自己的艺术追求不止于此。一个称职的艺术家，在审美上必须要有前瞻性，如果被大众的趣味牵着鼻子走，将是很要命的事。

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画家 李孝萱——

“审美”离不开“审丑”和“审痛”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学习和创作只有一种手段，就是“写实主义”。当时文革已经过去，不过文革标榜的“红光亮”仍旧在人们的意识中挥之不去，但实际上这种创作风格与个人情性毫无关系。

毕业那年，我着手创作《1976年7月28日晨……》，这是一幅表现唐山大地震的作品。因为我亲历过这场灾难，所以创作起来很有激情，将很多自己的真实感受融入其中，但这幅画完成之后被认为是“黑画”、“淫秽”。为此，我被打入冷宫，分配到根本没有画画条件的天津塘沽图书馆，我的人生跌到了谷底，包括母亲在内的许多亲人也在那几年离世。接踵而至的不幸令我的潜意识发生异变，与曾经建立的写实能力产生了对抗。再后来，我的画中所呈现的人物在审美上就自然指向了“审痛”与“审丑”。从此展开了我的离经叛道之旅，一个伴着艰辛、压力、谩骂且又自由的世界。

我的画作和传统有关联，贯休、陈老莲都是我非常喜爱的画家，同时我也受到西方一些画家的影响，比如蒙克。我这个人消化能力比较强，见到好东西就往口袋里装，而到了最后它们都混在一块成了我的东西。然后我自己形成了标准——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及审美的认同。对我而言，这种审美的认同不再是狭义的“美”，而是有一定的审丑、审痛的意义。如果抛开“审丑”和“审痛”，“审美”不会存在，所谓“审丑”、“审痛”，其背后有文化和精神在支撑。

中国历史上的审美，往往很强调一群人的和谐、文化的秩序，但是对个人生命的价值、精神上的痛苦与承担关注不够。1949年以后，我们又长期提倡一种“俗”的审美标准。直至今日，这种“俗”的审美标准在各地美协、全国美展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符合这些俗的审美标准的人和作品，也就变成了精英。包括我们目前的教学也有这个问题，教学的标准已经不是艺术标准，而是世俗标准——这种标准往往是狭隘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只强调粗浅的、平面化的审美，而把“审丑”、“审痛”去掉，这样的状态是进入不了当代艺术世界的。

中

广州画院院长 方土——

写实和变形都是为人物画做贡献

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形象是“变形”的，而且画中的男子就算没有脖子也显得很有丈夫气度，我认为这与古代人对命理学的信仰有关系，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代的人物画家不是在用眼睛画画，而是靠着他们的审美趣味，用心灵甚至是想象在作画。

人物画变得特别写实、准确、美好，是上世纪初西方造型体系传入之后发生的事情。一批老画家以这种方式对人物画的创作进行了变革，涌现出一批非常精彩的作品。但几十年过去，这种风格的人物画无论是在审美还是造型上都逐渐趋于程式化。当代人物画家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很难创造出富有个性的好作品。

而在经历过“变形”和“写实”的潮流之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认为，人物画还是应该以“变形”为主。老祖宗说：“画你要像我”，让人物反映出“我”的内心世界，这才是人物画至关重要的目的。一味写实可以把人物画得很准、很好看，却失去了趣味，也就失去了水墨人物画的精髓。

有人认为受众对于“变形”的人物画接受起来有难度。君不见，中国的民间艺术自古就有“变形”的传统，无论是泥塑、剪纸还是木雕都不难找到夸张“变形”的人物形象。因此，不要低估老百姓对于“变形”的人物画的接受程度。当然，也有一种潮流，不少搞当代水墨的画家所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变形”来概括，而是某种程度的“猎奇”：卡通的、漫画的甚至是令观者极度不适的“丑陋”或者“低俗”。如果把它们放在艺术史向前推进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他们是在以自己的实践探索水墨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艺术是以独创性作为最大的价值存在。当然，一个人想要凸显个性有很多方式，故意砍掉自己一条腿也是一种“个性”，但这种残缺的、可怖的风格与真正的“大美”是有差距的，也不是大众所能接受的艺术的美，因此这种实践注定是小众的。

中国画要想向前推进，嫁接不同的理念、思潮、手段是必然要做的功课。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诞生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方法，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但这种尝试本身的意义不能否定。归根结底，无论是写实的人物画，“变形”的人物画，眷恋于传统审美的人物画，还是明明白白就要“审丑”、“猎奇”的人物画，都在为艺术的多样性做出贡献。而一个艺术家要做的不是去指责那些和自己走不同道路的人，而是学会与其和谐并存。（文、图/记者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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