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

王华祥和我是一类人，在美术界为数不多，特点是不愿听人摆布。有逆反于潮流的天性，但不喜欢革命;听得见自由的召唤，但内心负载罪孽;不惮于抵抗时弊，但深知每一个人都是问题的共犯者。只因真心热爱艺术、景仰艺术、尊重艺术并相信艺术，与艺术官场、艺术江湖、艺术帮派的既成权力关系和既得利益圈子格格不入，于是自为异端甚或互为异端。幸好茨威格有历史文学传记《异端的权利》一书，为异端的合法性辩护，认为其存在的理由在于现代社会个人有追求真实与真理的权利，更有求证真实、探寻真理并将结果公诸于世的言论自由。此即所谓“敢说真话”——说真话之不易，不在于勇敢，也不在于真诚，而在于对所言的责任，付诸劳作与担当，判别正误与是非，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他人和社会。

王华祥之“等待花开”，其实只一个真字，他说：“花应随时，人要随运，勿追求天天花开，只有假花才能那样。”而我想到的是，花开必有花落，等待花开需要耐心，面对花落则需要韧性。陆游诗曰“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乃是顽强的自然属性，亦是自然赋予万物之时运，更是人力不能改变或难以改变的天性。在一个被金钱、市场、品牌、明星集体洗脑的时代，在人文价值如粪土、精神诉求狗屁不如的中国大陆，活在成功学和厚黑学盛行的美术界，你要拒绝为了成功的厚黑和不拒厚黑的成功，除了道德自律之外，必须做好一个准备，那就是不成功或不再成功。惠特曼有言：“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尽管这样的伟大在唯利是图的今天正遭受嘲弄和羞辱。

为了真实，我们等待花开;同样为了真实，我们也等待花落。以此为由，我和王华祥对话——并非同在现场，只是读其访谈录时心有所感，摘引数段，然后自说自话。反正不在一个时空，也无相互干扰，隔空喊话，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可也。

I关于信仰

“我终于发现了那些永恒的坚固如磐石的真理的存在：不变与一元”

“多元回归一元，一元分化成多元，这是永恒的规律”

“只有小事情或表面的事情是多元的，无固定方向的，或不可预测的，大事情只有一元，只有一个方向，就像人一生下来就向死亡迈进，河流总是流向大海，太阳总是在其轨道上运行……”

——作为基督徒，王华祥是一元论的，这是宗教信仰，关于上帝的一元论。但作为画家，王华祥生活在市俗社会之中，而且当今中国只有“市”(金钱)和“俗”(平庸)。他深知人生的复杂，甚至对自己的女儿也不能“简单告诉她可以这样做和不可以那样做”，因为一个人对于正邪是非、贵贱荣辱的判断，需要内心的自由与自律。于是在一元与多元之间，便还有很多东西。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上帝即道，即“不变与一元”，而多元即物、即表面万象(姑且这么说)，那么，在一与万、一元与多元之间的“二”和“三”，乃是生成世界最重要、最不能忽略的中间地带。二元即矛盾、即对立、即冲突、即内心的挣扎与纠结，而且王华祥的生性，正是二元冲突心理倾向的典型。他从人(《整容》)走向神(《风往回吹》)，现在又从永恒走到当下(《等待花开》)。这样的来回我相信他在有生之年是不会停止的。更重要的是，在神魔、罪恕、善恶，亦即情感与理智、正义与邪念、公正与私心之间，一个人要敢于直面内心的分裂。所以王华祥会“欢迎对立面”，会一边斥责尼采说上帝已死，一边讲“我就是尼采一样的人”。当王华祥说“我只相信我自己”的时候，他还相信上帝么?相信。因为在路德宗教改革之后，上帝和人的关系已是一种直接而自由的垂直关系，神人无须通过世俗权力的控制才能达于上天。因此王华祥认为，“你的内心里边有一个东西是上帝在你出生之前就放置在那里的，要等待合适的时候出来”，而艺术家就是凭藉着真诚和辛劳去寻找上帝的赐物——属于自我并贡献于社会的赐物。这里的关键是“三”，“三”不在“二”之外，而是在“二”之中，是矛盾冲突得以转化的中介。“三生万物”意味着不仅二元对立是真实的存在，二元转化产生出新的东西同样是更为真实的存在。因此历史上以革命来消灭对立面，是有问题的。这是王华祥重返古典、重返文艺复兴的哲学基础，也是他不想自毁于对抗性的心理基础。他这样说：“当你在善与恶当中纠结的时候，其实你是很痛苦的，但是当你变成一个观察者的时候，你就不纠结了。”正如梅洛·庞蒂所言：“视觉不是某一种思想方法或向自我的呈现;这是赋予我的一种手段，使我可以不再自我之中而从内部去亲眼看见存在的分裂。”记住老子所说的“三生万物”，“三”就是中介，就是转机，就是神启于人的智慧，就是一个艺术家寻找也好、等待也好，一生都在期盼的灵性与感悟。

II关于历史

“整个近现代的哲学我认为是一种魔鬼哲学，撒旦的哲学，整个现代艺术以这种哲学作为标准，只要这里面成功的人，一定是以病态的‘自我伤害’来成功的。”

“自塞尚的理性主义独大之后，技术一路衰退，到杜尚时，绘画已基本从主流艺术舞台上消失了。到了博伊斯和安迪·沃霍尔，艺术的概念也不复存在，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博伊斯)，每个人都可以出名15分钟(安迪·沃霍尔)。”

——公认的历史事实确实如此，但每个人的历史叙事却可以不同。这是因为叙事者所处社会的文化背景和权力关系不一样，其对于历史事实的选择与阐释有别。我经常在想，以塞尚——立体派——蒙德里安为代表的形式结构艺术倾向，在西方之所以是主流，是因为他们更崇尚理性与逻辑性。如果中国人来书写美术史，依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恐怕应以梵·高——野兽派——康定斯基为代表的主观表现艺术倾向作为主体。在美术史上正是二者合流的抽象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内部异端即以高更——未来派——杜尚为代表的行为功能艺术倾向，催生了当代艺术的多元化。所谓“元”，不是表面现象的多样化，而是艺术创作出发点的多种不同。个人和上帝的垂直关系和直接对接，使王华祥相信一元与不变，相信“儿童天生就爱画画”可以证明“它是一种出自生命的无法消失的本能”，而绘画因“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故可以长盛不衰。问题不在于绘画是否久远，因为绘画和音乐演奏一样，作为人类身体进化——手的灵巧性——的成果之一，永远也不会消失。但这不等于它没有盛衰的变化，而一切关于绘画终结之说也并非是讲绘画不复存在，而是说某种历史形态的绘画完成其使命必定要发生变化。当代绘画从集体的、流派的观念性走向个人的、非样式化的观念性，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一点，王华祥非常清醒，他认为，“以具体的真实形象去表达抽象的虚拟的意念与观念，这是一件令人着迷的工作”。故此，他以人体为舞台，但为的是“能够个性化地使用人物”，并认为，“能否使人物具备语言上的独一性和精神上的代言性，是传统与当代的分水岭”。其作具有超现实性，但他不认超现实主义流派，他说“超现实主义发端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而我的超现实是有意识的，是一种为了表达真实的生活体验而不得不杜撰的场景”。其实区别并不在此，超现实主义同样是有意识的(弗洛伊德根本不承认超现实主义来源于潜意识)，不同之处在于超现实主义者表达的是梦幻的想象，而王华祥看重的是“真实的生活体验”。

III关于技术与身体

“技术是一个中性词，它像砖石一样既可以垒猪圈，也可以盖宫殿。”

“要重提技术，仍然把它看做绘画和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不是情绪，而是出于一种对隐形真相的‘看见’。”

“男人其实就是一个动物。”“你必须知道男人是什么人，你和男人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事情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男的和她们女的都长着非常危险的东西”(王华祥《我的另类经历》)

——在艺术创作中，技术的作用是将身体及其行为物化为作品。这里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首先，技术不是天性，技术是学习、运用、创新的结果。的确小孩都有喜欢画画的天性，而且每一个孩子几乎都可以天然地画成毕加索一样的大师，但把所有孩子的画放在一起，他们是相同的大师。所以要成为艺术家必须从天性的相似性中出走，成长为具有自我个性的独具特点的人。对画家而言，技术在其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但一般技术的特点是服从经济原则，可重复、可推广、可传递，唯独艺术中的技术，用庄子的话说，叫做“口不能言，有道存焉于其中”，具有个人体悟与掌握的发生学性质。这也是现代社会趋向个体性之后，对艺术中的集体技术系统——比如西方油画写实体系和中国文人画笔墨体系不再充满敬畏和尊崇的原因。王华祥大声疾呼重拾技术基础，一点没错，甚至说“正是因为中国教学体制的保守，使得中国把被西方淘汰的东西保留下来了，在我看来这是很大的一个幸运”。但看官听好了，他之所谓技术，一是基于个人对写实绘画技巧的熟练掌握，二是为了表达“对隐形真相的看见”。当代艺术并非否定技术，它只是强调多种多样的技术对艺术的介入。即便是写实，超级写实主义就很讲究技术，以影为图的新媒体艺术更是讲究数字技术。而传统绘画技术，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反对之后也的确正在回归。但关键是技术的个人选择性、创造性和观念与技术的结合程度。传统永远是一个仓库，当代艺术家不是要继承传统而是要运用传统，个人只有在对传统进行分化、分解的过程之中，才能创造性地继承传统。或者说传统只存在于无数个人的创造之中，而不能成为操控人心和压制个体发展的技术手段和文化权力，在中国社会体制中尤其如此。王华祥可以“将对联、故宫红墙、中国花鸟画、时装模特以及自画像与西方经典肖像并置一起”创作《整容》系列，以揭示媒体所带来的平面化，也可以去画“色彩都很漂亮，造型也非常美”，“画面的处理都极其单纯，而且极其清晰”的《风往回吹》系列，以表达信仰的纯粹与喜乐。这说明技术之于王华祥、之于当代画家并无定式，往往是依观念之感悟而论的。

但观念与技术该如何连接?我以为对王华祥而言，来自艺术创作的身体性体验。他说得最好的一句话是“绘画无技术就像女人不性感”。我看过王华祥的作品《欲望中国》，一个人身上全是生殖器，比英国雕塑家查普曼的作品要暴烈、冲动得多。当代中国是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身体欲望的扩张无处不在。表达如此，当然有现实生活的感受，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艺术中何以呈现出来。王华祥《等待花开》之作，把各种欲念燃点的人置于禁锢与制约之中，特别突出的是，一种男性化的野蛮、邪恶、暴戾、挣扎、折磨和难以言状的扭曲，成为其人物形象具有象征性的心理基础。“让所有的标准在我身上失效”——“在我身上”?王华祥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所有的标准失效?有善与恶的纠结、有神与人的交集、有正与邪的争锋、有上帝与撒旦的搏斗，有男性作为性之人身体中情理撕咬的激烈冲突。王华祥有时是一个观察者，观察自我，通过介入社会观察自我或通过观察自我介入社会;但在更多的时候，他难以抽身而出，因为他时时被禁锢在男性身体里，犹如他的那些胸像被栽种在花盆之中。他的个人化即男性化，其男性化意志在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中强悍有力，与自我英雄化互为表里。正是这种在中国美术界少有的男性心态和男性眼光，使他的作品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充满动力性与紧迫感，充满激情与力量——哪怕激情不无危险，力量令人恐惧。王华祥作品不是预设性而是生成性的，他这个人和他的画都永远处在发生过程之中。当我们谈论他的作品时，他早已向另外的方向走去。这才是艺术的真实，创造的本质只显现于发生过程，一旦发生，艺术已离人而去，之前和之后都只有推断和猜测而已。

然而，正是推断与猜测所激发的想象与感悟，让批评得以存在并以此对作品保持灵性。这便是我与王华祥对话的理由，哪怕他的策略是：“撕碎一切标签和主义，突破一切人为的壁垒与形式边界，让所有的标准在我身上失效。”

(注：本文所引，除单独注明外，均出自王华祥访谈录《等待花开的信仰与凡心》和《让所有的标准在我身上失效》。)

责任编辑：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