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黄浦江，蔡国强“白日焰火”开幕式。有评论说，当代艺术的构成中，观众也是创作的一环，并以“白日焰火”为例，说当黄浦江上的硝烟散尽之后，一切都得依赖于媒介的重构，无数的摄像和影像的记录，无数的叫好声、质疑声和抱怨声，共同并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建构和重构这个作品

“自由”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思想、一种行动。表面上看，观看通常是一种无语的心理活动、一种非表达的内向性行为，但事实上它却往往无时不处于“外在”和“内在”不自由的双重状态之中。比较前者，后者是一种更深刻、更基础的不自由，这种状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观看的知识方式和生活经验，一是我们面临的情境压力。

我们对艺术品的观看通常不可避免地是片面和断裂式的，很难真正看到艺术的“全貌”。杜尚的小便池并不是在它开始进入展厅那一刻就被视为“经典”的，它的“历史意义”是在20世纪20年代“达达主义”思潮和随后的五六十年代观念主义运动中被逐渐“发掘”出来的。每件艺术品都是一种单体生命，艺术家将它生产出来以后，它就沿着自己的生存轨迹发展，并不服从艺术家的意志，所以，对艺术品的真正观看应该是一种历史性的观看，对观众而言，在当代艺术面前“看不懂”的焦虑恰恰来源于那种非历史性的观看。

另一方面，除了受制于这种片断式的观看方式外，我们对当代艺术的观看还往往受制于各种艺术解释权力的暗示和诱导。博物馆、策划人、批评家、拍卖巿场、时尚新闻都有可能成为我们观看经验的控制者，它们合力制造的“不喜欢当代艺术、看不懂当代艺术就是落伍”的舆论，构成了一种情境压力，造成我们的“观看焦虑”，剥夺我们观看艺术品的乐趣和自由。

对观众而言，在当代艺术面前想获得“观看的自由”，首先是要使这种观看服从于自己的直觉、趣味和经验。一般观众去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心理期待是观赏性的，面对当代艺术，他们同样具有讨论“观赏性”的权利，甚至完全可以把它作为我们观看当代艺术的一个主要理由。当代艺术的观众既有喜欢它的自由，也有拒斥它的自由，既有以这种方式观看的自由，也有以那种方式接受的自由。“观看的自由”就是以理性的态度去控制、发现、表达自己观看行为的自由，而通过艺术史了解、审视、评断当代艺术，并由此找到喜欢它们或厌恶它们的理由，这也许是在当代艺术中获得这种自由的更佳途径。

当代艺术在今天已经具备了某种视觉强权，在任何形式的权力控制面前保持有意识的警觉、不轻易屈从时尚和舆论的压力，我们也许才能获得观看的最大自由，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观众。如果我们在当代艺术中无法获得这种自由，那么即使我们自认为真正“看懂了”当代艺术，在我看来也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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