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画家熊广琴

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专职画家，熊广琴的艺术作品清新淡雅，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人文情怀，画面沉静中弥散出江浙才女多思敏感而又偏执一端的特性；笔墨里更多凝炼和圆厚，简约高华中透着几分现代意韵。熊广琴的写意花鸟作品蕴藏着很多中国文化元素，在对自然物象的描述中，追求更具人格的象征意味和精神性的东西。

北京商报：您与郎绍君、薛永年等理论家有过一些交往，在您看来，艺术理论的提升对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熊广琴：郎绍君、薛永年两位不仅是理论大家而且早年都是学画的，书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向他们请教受益良多。特别是郎绍君和徐如黛两位老师，徐老师也画花鸟，我每有新作就拿过去，摊开来，三人展开讨论，让他们批评，同时研究一些问题。

画画不仅要手上功夫，更是一门学问。在这个时代做艺术不仅要熟谙中国美术史和相关理论知识，还要熟悉西方的，对各种艺术思潮和现象要有深度思考。这些理性思索也使我的创作始终不离中道。但审美是感性的，艺术创作还是以感性为主。我的体会是，感性像个孩童，可爱，你得惯着他、依着他甚至纵着他，不能跟他拧着来；理性像个睿智的长者，严慈，你得敬着它、尊着他，让他站在孩童的背后。其实孩童的“最喜小儿无赖”，全是仗着这位老人的势而浑然不觉。

北京商报：还有个细节想问您，我注意到您写贵州的那组文章里人物都姓林，贵州人都姓林吗？还有您对独自劳动的女性好像格外关注，能说说其中的缘故吗？

熊广琴：当然不都姓林，因我写的都是真人实事，怕打扰了他们的生活，就都让他们姓了林，因为林妹妹家人丁稀少。捧林妹妹的场就是捧曹雪芹的场；而且，你看他把那个“黛”字(中国文人眼中最美的颜色)给了他心中最钟爱的角色，这一切多么意味深长啊。只有一个我让他姓了牛。我戏称自己就是个“做牛做马”的人，像牛那样埋头干活；但又要不时抬头看路—马首是瞻，辨识方向。那些劳动的女性让我感同身受，所有的劳动都是平实、严肃甚至严峻的。风花雪月等于花拳绣腿。

北京商报：创作与艺术家个性、思想紧密相关，您的作品遵循着怎样的创作标准？

熊广琴：就我个人心性来讲其实特别喜欢画大写意，我有好几年学吴昌硕的经历。吴昌硕用复笔，宽容度大，易上手，故学他的人多。但他这个套子易进难出，你看他这一路那么多大名家里只有潘天寿化脱干净了。我早些年也有浓重的吴昌硕影子，后来通过转益多师和写生，慢慢把吴昌硕的东西内化了。吴昌硕“画气不画形”，是拿笔墨筑长城；画气又画形的是潘天寿，他的作品是疾风劲草，是一个绝唱。他们处在那样一个需要竭力抗争勇于牺牲的大时代里；时代的巨大压力和高蹈的精神追求是画大写意的重要条件。

全球化是资本全球化，这样的时代令多少高蹈的灵魂无奈昏昏欲睡啊。后来的这些年，我慢慢往小写意地带稍作挪移，偏向幽美宁静，承续了沈周、陈淳、恽南田的路子。这是典型的文人写意画之路，讲究诗书画三位一体。其实质是人艺双修，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

北京商报：您在绘画、书法和文章等几个方面用功很深，有人称您是文人气质型画家，作品渗透着书卷气和古意，您是如何看待的？

熊广琴：人的气质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表现在他看待世界的眼光，鲁迅和托尔斯泰的人格魅力并不是因为个人道德上的完美无缺，而是对这个世界对苍生深沉而深切的悲悯情怀。一个没有悲悯心的人是不配写作的。所谓书卷气和古意，主要是因为经典文化和法度的濡染修炼，有评论家提到这一点，只是对我的鼓励而已，另一方面也得感谢天恩，因为我遇见过读书更多、修炼更勤的人，但人和艺通观起来，终究是一个“不通”，更遑论“化”字。我其实修炼的还很不够，还在努力。

北京商报：这些年来您创作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熊广琴：在传统文人画这条道路上修行，比马拉松还漫长，三五年的修炼一点不显。记得十年前，我请田黎明老师看我的两组画，他指着2003年的焦墨这组说：“这个笔墨已经有了品格”，而另一组则是1999年画的没骨。笔墨的锤炼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几年的长进不是明眼人根本看不出来。

“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令曹雪芹无限叹惋，因为那是玉山啊！像倪云林、董其昌这一类人，笔下的山才是“玉山”，这全赖笔墨的修炼，没有了一点烟火气，整个境界跟着升华了。郎绍君曾对我说：“你看，董其昌的笔墨幽幽放光，像月亮。”经过磨炼，这些年来我的笔墨也逐渐去除火气变得纯粹多了，并了解了相关艺术规律，去掉了一些遮蔽，个性鲜明了许多。这是一个由技进道的过程。

北京商报：哪些作品或者言语能够体现您现在对艺术创作和创新的理解？

熊广琴：提到创新，现在，在回归传统的声浪中，又有人和创新一说杠上了。在我看来，创新只是一个大众化的提法，其实质是要创造出差异性来。这个世界是参差的，也正是鉴于这一点，佛才说“众生平等”。这个差异性就是个性，画出来不难做到，但要成立却是难上加难。克服了这个“难上难”才可谓创新。这个“难上难”就是李可染“要以最大的力气打进去，最大的功力打出来”这句老话。第一个“难”是“进去”，灵魂漫游在别人的世界里，并层层套上他人的衣服，自我是迷失的；第二个“难”是“出来”，脱去他人的衣装，穿上自己的，实质是一个去除层层遮蔽、灵魂回归的过程，最终出落一个“真我”—明心见性。

因此，创新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理解创新的问题；落实在中国画范畴里，就是如何理解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美是多样的，在创作上我的兴趣点其实非常多，但必须一一按住。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嫩逸之美”最打动我，令我生发出一再言说的热情。从《西湖四季图》、《静观系列》、《洛水风华系列》、《天穹花开系列》一直到今年的《河上花系列》，中间跨越了千山万水。也只有跨越了这个距离，才能见出真正的自我，

这个“真我”必然是新的，但这个新只是一种清新感。“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这句话揭示了一条很重要的艺术规律，即出神入化的表达加上独特的生命感是一件好作品的两大特征；这样的好作品是超越时空、获得了永恒生命的。因此，画出好作品最重要。

写意花鸟和书法甚至写作都是很相似的，做到后来就是在写一个分寸感。宋玉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便道出了分寸感的重要，所以说我现在又多了宋玉这位老师。

北京商报：对于未来您是如何规划的？

熊广琴：规划？没有。苏东坡一生行走在民间，墨迹流传，不计其数，但传说跟他索字，有时会挨骂。不是不舍得一张字，是不愿心存挂碍。好像京剧《空城记》里诸葛孔明有句唱词：“我本卧龙岗上一散淡之人。”无挂碍，散淡，这样的状态离艺术的距离最切近，灵魂的声音也最清晰；一规划，全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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