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昊美术馆馆长尹在甲，广东时代美术馆馆长赵趄，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南京四方美术馆创始人陆寻，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馆长王纯杰与21世纪民生美术馆副馆长李峰；右：成都当代美术馆馆长吕澎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首席执行官薛梅

从民营美术馆论坛的日程安排看，全球20多位美术馆、博物馆的馆长，将会为第二届中国民营美术馆论坛提前到达上海。论坛前一天正好是SH Contemporary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的VIP开放日，闲逛在空旷的展馆，恰好遇到其中的两位馆长。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谈到前不久刚开幕的展览项目里与公众的互动，显得异常兴奋。广州时代美术馆的赵趄馆长则逗留在画廊摊位前，关心年轻艺术家的工作近况。第二天的论坛要求早上七点在酒店楼下等班车，大家决定早早回酒店。

论坛从12号早上九点至下午五点，分三场进行，每一场由一、两位馆长的讲座开头，圆桌会议收尾，据说媒体上座率没有去年满当。去年的论坛也在龙美术馆举办，第一届将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现状及需求，运营模式，社会责任，从题目设定来看难怪有一些人抱怨说上届讨论大而空。本届论坛的大标题是“城市公共文化和互动”，以及“美术馆的造血机制”，听上去较为具体。

“中国民营美术馆的道路才十年，虽然有很多的外国学成归来的研究者，但西方经验又不能直接运用。每个馆都需要找自己的面貌，”这句话得到了大多数馆长的赞同，另一位馆长则说，“美术馆就像一个‘孩子’，要使美术馆经营得更合理，需要摸清楚它的脾气。”每一个美术馆都需要通过很长的时间去发现自己在当地文化背景中的位置，给出不同的经营方向。

日本福武基金会从 1990年开始改造陈旧的社区，把10多家美术馆分布在濑户内海各个岛屿，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是美术馆主要的到访人群，至今每年到访100万人次。日本福武地域振兴财团事务局长金城健次郎(Kaneshiro Kenjiro)认为岛上居民是他们最在意的观众，他们想要与当地居民一起复兴当地的艺术。因此美术馆团队发现了自己的位置：建构一个艺术社区。

民营的西班牙塞维利亚弗拉门戈舞蹈博物馆(Museo del Baile Flamenco de Sevilla)馆长葛华德(Kunt Grotsch)表示没有从政府这里得到资助，全部运营资金的60%来自于门票，博物馆全年无休，少开业一天就意味着门票收入的减少。这部分收入虽然不少，但还是很难维持博物馆的日常运作，所以不得不发展更多的项目，例如出版、研究、教学、奢侈品商店，增加收入的同时，给访者更多体验。

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说，中国人是没有公共文化认同的，我们要做的是去推倒美术馆的围墙，把艺术带到人群中去，因此我们每个周末，在全市的10多个广场上做室外展览。也给西安的小学生上艺术培训课程。不过坐落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西安美术馆与银川美术馆，被代班主持人，尤伦斯艺术中心首席执行官薛梅，戏称为在中国“不发达”地区的美术馆。“不发达”不单指经济，还有相对北上广地区的文化差异。虽然看起来大家面对一样的问题：观众少，资金不足，当代艺术普及度不高，但当这些问题再次具体化以后，会发现不一样的情况和对策。

银川美术馆馆长谢素贞分享了一个以新媒体方式传播展览和美术馆的例子：当时美术馆团队邀请了一千个孩子，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共同来制作了一千个布娃娃，展厅墙上装满了镜子，供家庭拍照、发微信。由一千个家庭在网络上引发的关注，保守估计影响了近一万人。银川市人口不过几十万，这个举动是非常有效的传播。同样，邀请儿童参与项目就可以吸引整个家庭的参与，邀请知名艺术家可以与尚未闻名的艺术家一起做活动，用活动的方式来带动教育，用跨领域的合作开启纯视觉的体验。凯伦·史密斯也强调在西安与公众建立起关联的重要性：“当代艺术在这30年发展得非常快，80年代时很难想象今天有那么多得美术馆。当代艺术在西方有自己的位置，在中国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面对观众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换一种描述方式。现在不缺少内容，缺少的是关注。”

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总理事栾倩提到他们在深圳地铁里实施的项目，起初地铁方面非常不支持：“这些作品放在地铁里不合适，他们更应该放在美术馆里”，经过多方的沟通最终争取到在三个车站展示位。十多年前，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在华侨城公共区域创作了一件作品《波涛之上？地平线》(2001)，这件作品在草地上立起40根柱子，遭到了居民们得投诉，他们认为这个作品太不吉利了，影响风水。现在居民也接受了这些公共空间的装置作品。甚至美术馆的保安，从刚进入美术馆的一问三不知，到五年后主动给观众讲解作品。栾倩认为很多事情是需要一点点去改变的，她提到一个项目，是邀请市民把自己不开心的部分都写出来，找到合适的人写成歌曲，让他们进入美术馆演唱，观众因此成为主动的创作者，而不只是观看者，他们亲自去体验空间和艺术。

所有的美术馆都存在一些同样的问题，比如，如何去吸引观众？如何让他们走进美术馆？日本福武基金首席执行官非常坦白得说刚开馆的十年，观众人数同样是他们关注的问题。在建成初期，美术馆就把装置作为公共景观，来拉近和当地民众的关系。实际上，参观者少，是因为博物馆缺少吸引力，美术馆必须明确自己在当地社会的意义，当然还需要从到访者这里了解到一些反馈信息。

西班牙的葛华德馆长道出一些和美术馆体验有关的案例，在西方有的美术馆会设置特别开放日，比如把闭馆时间延迟到半夜两点，还有的特别开放日可以在美术馆里过夜，对观众来说都是新鲜的体验，可以吸引观众，给他们的惊喜，产生兴趣进入美术馆。这里感受到不止是信息传播，还是一件有乐趣的事情。

公众教育确实是美术馆不可避让的责任，馆长们对公众的关注无可厚非。另一边，美术馆作为开放的教育平台，除了普通大众外，还有专业观众。如何在运营美术馆的时候将这部分考虑进去也是至关重要的，今年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开设了国际艺术评论奖，并且加大了奖励幅度，希望鼓励更多专业的写作者。凯伦·史密斯说，在西方每一份普通的报纸都有艺术评论，但是目前来看在中国还是不太可能，她认为未来的10年，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民营美术馆做到三年就非常不容易了，里面有太多的问题，刚才有记者采访我，我说制度不建构好，不会有好的美术馆”，第三场圆桌会议的嘉宾吕澎在台上隔空对台下代表政府的来宾喊话。陆寻认为：“在任何地方问题都是存在的，比如在纽约各方面体制足够完备，但当地的美术馆每年需要筹集的资金缺口将近一亿美元，我们能做的是不要冲动，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慢慢的做，倒了就不做了”。

责任编辑：吾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