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伟油画《东方红》，开卡车的人画的是栗宪庭。

栗宪庭，艺术批评家，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1949年生于吉林省，197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 8 0年代初，栗宪庭在《美术》杂志上首先介绍了“星星画派”和其他一些前卫艺术的作品；80年代中期担任《中国美术报》编辑，为“八五运动”的传播和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90年代开始，栗宪庭为新的艺术现象定名，推出了“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等艺术流派。

早于洞穴时代，人类即已与艺术结缘，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在我们回望中国古代艺术家创造的灿烂艺术的同时，也应看到，现当代艺术家也创造出了许多能震撼我们心灵的作品。在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2014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谈艺录”系列将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艺术领域，包括传统书画、当代艺术、收藏、艺术史等领域，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回溯艺术名家的成长、成名、创作往事，兼及他们的艺术传统、艺术观的表达以及艺术上面临的困惑等。希望通过这一个系列，部分地展现艺术家们的艺术之路，并由此管窥艺术家群体的生态以及中国艺术的发展现状。

第一次见到栗宪庭，是在蜂巢艺术中心举办的“宋陵回顾展”上。当时，一群人环绕着一位银发白衫的老者，蜂巢馆长夏季风正在为他介绍作品，而他则徐缓点头，低声评论。第二次见是在他宋庄的院落。这里僻静得与世无争。院内种着石榴树、枸杞树，这个时节正逢硕果累累，还养着一对白鹅和一双灰雁。那两只灰雁尤为稀罕，红喙黑目，体态丰盈，不时曲着长长的颈脖到池子里喝水。栗宪庭说：“这还是我从餐桌上救下来的。”

栗宪庭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无论阅读他的文章，或是从美术史里看见他的名字，总给人权威、庄严的印象。可他本人却十分清瘦谦和。栗宪庭生于1949年，与新中国同岁。栗宪庭自小有两个特点：一是文章写得好，一是脑后生反骨。因为文章写得好，他在中央美院国画系毕业之后，被举荐到《美术》杂志做编辑，成为当代艺术最强力的推手。因为脑后生反骨，他17岁便因反对江青被打成右派，在央美念书时写大字报被批，似乎独立的批评家和策展人才是他最舒适的位置。

自1979年进入《美术》杂志后，栗宪庭开始写文章为新美术辩护，三十年来，很少有人如此生动而深刻地介入了当代艺术的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连续推出“新文人画”、“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艳俗艺术”，以批评家的身份为当代艺术命名。栗宪庭与艺术家关系亲密。被他一手推出的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等一代艺术家，如今已成国际艺坛的明星。2000年之后，栗宪庭开始筹建宋庄艺术区，并将注意力转向独立电影。这并不是一项更轻松的事业。

杜键推荐我去《美术》杂志

当时很有名的画家杜键，推荐我去《美术》杂志。因为《美术》杂志刚刚恢复，要人，所以推荐我去。杜键说：“这是个人才”。

南都：你十七八岁的时候经历“文革”，你还记得“文革”时期的遭遇吗？那段历史有没有给你后来对待世界和艺术的态度产生影响？

栗宪庭：“文革”时我已经上高中了。“文革”第二年，1967年，我就被打成反动派。那时候武斗，死了好多人。我写了好多信，开始分析这场武斗，认为“文攻武卫”是件很坏的事。武斗最早发生在武汉，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比我大两级。当时他已到武汉去上大学，他们进京告状，江青就说了“文攻武卫”的口号，给他们发枪。他们开着汽车从北京回武汉，一路挑起了武斗。那时我在信里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武斗的起源。我批评这个口号，认为群众组织，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他们是思想问题，必须用思想来解决，不能用武力来解决。这些信原本是私信，后来被我的一个同学上交了。有一天上课开大会，我周围的同学对我很异样，我就觉出大事不好。突然间前边喊起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栗宪庭”，“把这个右派分子揪出来”，四五个人过来，啪一声给我挂上个牌子，就这样被揪到台上，如此开始了对我长达一年半的斗争。

南都：斗这么小的孩子啊？

栗宪庭：还有比我小的也挨斗。那是1967年的春天，关起来，挨斗、游街、公审大会、劳动……红卫兵拿着红缨枪在旁边站岗，我们没有任何自由。我和一个政治老师关在一起，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两人还不能睡床，只能在地上铺块毯子睡。直到1968年下乡之前才放出来。我最严重的罪行，是我最好的朋友揭发的。他揭发我曾说过：“毛主席老糊涂了，毛主席上当受骗了”。这个虽然是实话，但当时怎么能讲？他一揭发这件事，我就知道完蛋了。但我又狡辩，说：“不是毛主席上当受骗，是毛主席周围有坏人，欺骗了毛主席。”结果红卫兵一脚就把我踹到桌子底下去了。这个揭发我的同学后来当了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又做了文联主席。当时他也被揪出来了，也陪斗。那都是我们学校最能写作的几个人。

南都：这段经历对你后来影响大吗？

栗宪庭：这种东西对我影响当然是很大的。其实我被抓过两次。后来到农村插队，我表现很好，当民兵排长，大队辅导员，管宣传队，很能干，后来上面一打“三反”的时候，我的所有档案就到了镇政府。我是“反革命”，钻到了革命队伍里。于是又把我关起来了。这次只关了三个多月。这些经历对我有很大影响。“文革”以后，开放以后我看了很多书，非常坚定地站在自由的立场上。

南都：为什么到美院念书，是因为从小喜欢画画？

栗宪庭：其实非常偶然。我是工农兵学生。我插队的那个地方邯郸市，正好也是中央美院插队的地方，他们在邯郸的磁县地区办学习班。我参加了他们的创作学习班，当时吴作人、李桦是两个主要的负责人，他们觉得，这孩子画得不错，后来就鼓励我报考央美。

在央美学国画，跟的都是最有名的教授，叶浅予、蒋兆和……带我们的班主任是周思聪、李琦。我们那时赶上所有最重要的艺术家都从城里回来。在央美学习期间也下乡，第一年就去了顾县，向农民画学习，1974年在顾县待了一年，后来又到南口车辆厂待了半年，最后才回的学校。有两年多的时间是在学校里。本来学制是三年，最后延长了一年，到1978年毕业。

南都：毕业后为什么没做职业画家，转而开始做批评工作？

栗宪庭：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写了不少东西，还被批判了。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现了一个业余作者，叶欣，画工人速写。文化部说，中央美院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来，应该去考察。美院就派我带了两个学生去考察叶欣，他的速写画得很好。回来以后，我做了个汇报报告。这个报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因为我认为学院派和业余作者之间各有不同的所长，不能认为工人画得好就一定要去否定学院派。我这个观点被批判，但因为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了，我栗宪庭是挺能写东西的一个人。

我还写过一个大字报贴在美院，是批评张铁生的。那个大字报写得很长，很多美术史的教授出来看了。这些东西现在都找不着了。但是我因为写了这张大字报，被人抄走交到文化部，文化部就叫我做检查。那个时候张铁生是英雄，交白卷就跟造反一样。这是1976年的上半年。有个同学把我给告了，这个同学现在是西安美院的院长。揭发我的都是我的同学。一毕业，学校里的党委书记、当时很有名的画家杜键，推荐我去《美术》杂志。因为《美术》杂志刚刚恢复，要人，所以推荐我去。杜键说：“这是个人才”。

支持新潮美术

星星美展是一个抗争，试图改变艺术的奴性状态。这个问题到现在也依然没有解决。

南都：1979年你到《美术》杂志时美术界和批评界的状态如何？

栗宪庭：到《美术》杂志之后，刚刚开放，有新的艺术出来，我感到很兴奋。那时候整个风气还是很保守的，很难接受新的东西。“星星美展”、“上海十二人画展”、“北京新春油画风景静物展”……这些展览涌现，很多老编辑认为不好，但我觉得很好，我替这些人辩护，就开始写起文章来了。当时还很犹豫，是画画呢，还是写文章呢？开始还画了一些插图，后来没有时间再画画，大量的精力用在写文章上。

那时候也没有想到批评家是什么，也没有批评家这个称号。有一些叫做评论家，写评论说作品好不好，进行分析，但实际上是“读画记”、“观后感”。此时我就在考虑，为什么对一件作品会有如此不同的判断，关键不是作者，而是作品背后的评判标准、价值标准发生了变化。所以我在《重要的不是艺术》那篇文章里强调，重要的不是艺术，而是艺术背后的评判标准。我们处在一个文化标准发生变更的时期，我后来就沿着这个思路一直在想问题。

南都：1980年《美术》杂志上刊登了你以记者身份撰写的《关于星星美展》的文章。你当时为什么能马上接受这个另类的展览？

栗宪庭：当时星星美展强调的就是自由。艺术是自我感觉，而不是为政治、为党服务。那时候我开始反省，那篇文章我的全集里收了，叫做《毛泽东艺术模式》。

新艺术虽然不断涌现，但批评界的反应比较迟钝。水天中这些写艺术批评的人其实最早是我的作者，虽然我的年龄比他们小十岁左右，但他们那时候才刚上研究生。我在当编辑时跟他们约稿。星星美展更多的是对集体主义意识的冲击。我在访谈他们时，星星画家提出一个口号，即“艺术是一种自我表现”。文章发出之后，引起最多争论的就是“自我表现”。这确实是触及到了艺术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还有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艺术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艺术是自我的。当你强调自我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星星美展是一个抗争，试图改变艺术的奴性状态。这个问题到现在也依然没有解决。

南都：星星美展第一届是街头民办的展览，第二届就已进入了中国美术馆。这是否所有前卫艺术面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