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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宪庭:“屌丝”和恶搞的风气都发源于艺术界
2017-01-16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吾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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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伟油画《东方红》,开卡车的人画的是栗宪庭。

栗宪庭,艺术批评家,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1949年生于吉林省,197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 8 0年代初,栗宪庭在《美术》杂志上首先介绍了“星星画派”和其他一些前卫艺术的作品;80年代中期担任《中国美术报》编辑,为“八五运动”的传播和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90年代开始,栗宪庭为新的艺术现象定名,推出了“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等艺术流派。

早于洞穴时代,人类即已与艺术结缘,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在我们回望中国古代艺术家创造的灿烂艺术的同时,也应看到,现当代艺术家也创造出了许多能震撼我们心灵的作品。在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2014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谈艺录”系列将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艺术领域,包括传统书画、当代艺术、收藏、艺术史等领域,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回溯艺术名家的成长、成名、创作往事,兼及他们的艺术传统、艺术观的表达以及艺术上面临的困惑等。希望通过这一个系列,部分地展现艺术家们的艺术之路,并由此管窥艺术家群体的生态以及中国艺术的发展现状。

第一次见到栗宪庭,是在蜂巢艺术中心举办的“宋陵回顾展”上。当时,一群人环绕着一位银发白衫的老者,蜂巢馆长夏季风正在为他介绍作品,而他则徐缓点头,低声评论。第二次见是在他宋庄的院落。这里僻静得与世无争。院内种着石榴树、枸杞树,这个时节正逢硕果累累,还养着一对白鹅和一双灰雁。那两只灰雁尤为稀罕,红喙黑目,体态丰盈,不时曲着长长的颈脖到池子里喝水。栗宪庭说:“这还是我从餐桌上救下来的。”

栗宪庭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无论阅读他的文章,或是从美术史里看见他的名字,总给人权威、庄严的印象。可他本人却十分清瘦谦和。栗宪庭生于1949年,与新中国同岁。栗宪庭自小有两个特点:一是文章写得好,一是脑后生反骨。因为文章写得好,他在中央美院国画系毕业之后,被举荐到《美术》杂志做编辑,成为当代艺术最强力的推手。因为脑后生反骨,他17岁便因反对江青被打成右派,在央美念书时写大字报被批,似乎独立的批评家和策展人才是他最舒适的位置。

1979年进入《美术》杂志后,栗宪庭开始写文章为新美术辩护,三十年来,很少有人如此生动而深刻地介入了当代艺术的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连续推出“新文人画”、“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艳俗艺术”,以批评家的身份为当代艺术命名。栗宪庭与艺术家关系亲密。被他一手推出的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等一代艺术家,如今已成国际艺坛的明星。2000年之后,栗宪庭开始筹建宋庄艺术区,并将注意力转向独立电影。这并不是一项更轻松的事业。

杜键推荐我去《美术》杂志

当时很有名的画家杜键,推荐我去《美术》杂志。因为《美术》杂志刚刚恢复,要人,所以推荐我去。杜键说:“这是个人才”。

南都:你十七八岁的时候经历“文革”,你还记得“文革”时期的遭遇吗?那段历史有没有给你后来对待世界和艺术的态度产生影响?

栗宪庭:“文革”时我已经上高中了。“文革”第二年,1967年,我就被打成反动派。那时候武斗,死了好多人。我写了好多信,开始分析这场武斗,认为“文攻武卫”是件很坏的事。武斗最早发生在武汉,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比我大两级。当时他已到武汉去上大学,他们进京告状,江青就说了“文攻武卫”的口号,给他们发枪。他们开着汽车从北京回武汉,一路挑起了武斗。那时我在信里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武斗的起源。我批评这个口号,认为群众组织,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他们是思想问题,必须用思想来解决,不能用武力来解决。这些信原本是私信,后来被我的一个同学上交了。有一天上课开大会,我周围的同学对我很异样,我就觉出大事不好。突然间前边喊起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栗宪庭”,“把这个右派分子揪出来”,四五个人过来,啪一声给我挂上个牌子,就这样被揪到台上,如此开始了对我长达一年半的斗争。

南都:斗这么小的孩子啊?

栗宪庭:还有比我小的也挨斗。那是1967年的春天,关起来,挨斗、游街、公审大会、劳动……红卫兵拿着红缨枪在旁边站岗,我们没有任何自由。我和一个政治老师关在一起,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两人还不能睡床,只能在地上铺块毯子睡。直到1968年下乡之前才放出来。我最严重的罪行,是我最好的朋友揭发的。他揭发我曾说过:“毛主席老糊涂了,毛主席上当受骗了”。这个虽然是实话,但当时怎么能讲?他一揭发这件事,我就知道完蛋了。但我又狡辩,说:“不是毛主席上当受骗,是毛主席周围有坏人,欺骗了毛主席。”结果红卫兵一脚就把我踹到桌子底下去了。这个揭发我的同学后来当了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又做了文联主席。当时他也被揪出来了,也陪斗。那都是我们学校最能写作的几个人。

南都:这段经历对你后来影响大吗?

栗宪庭:这种东西对我影响当然是很大的。其实我被抓过两次。后来到农村插队,我表现很好,当民兵排长,大队辅导员,管宣传队,很能干,后来上面一打“三反”的时候,我的所有档案就到了镇政府。我是“反革命”,钻到了革命队伍里。于是又把我关起来了。这次只关了三个多月。这些经历对我有很大影响。“文革”以后,开放以后我看了很多书,非常坚定地站在自由的立场上。

南都:为什么到美院念书,是因为从小喜欢画画?

栗宪庭:其实非常偶然。我是工农兵学生。我插队的那个地方邯郸市,正好也是中央美院插队的地方,他们在邯郸的磁县地区办学习班。我参加了他们的创作学习班,当时吴作人、李桦是两个主要的负责人,他们觉得,这孩子画得不错,后来就鼓励我报考央美。

在央美学国画,跟的都是最有名的教授,叶浅予、蒋兆和……带我们的班主任是周思聪、李琦。我们那时赶上所有最重要的艺术家都从城里回来。在央美学习期间也下乡,第一年就去了顾县,向农民画学习,1974年在顾县待了一年,后来又到南口车辆厂待了半年,最后才回的学校。有两年多的时间是在学校里。本来学制是三年,最后延长了一年,到1978年毕业。

南都:毕业后为什么没做职业画家,转而开始做批评工作?

栗宪庭: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写了不少东西,还被批判了。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现了一个业余作者,叶欣,画工人速写。文化部说,中央美院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来,应该去考察。美院就派我带了两个学生去考察叶欣,他的速写画得很好。回来以后,我做了个汇报报告。这个报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因为我认为学院派和业余作者之间各有不同的所长,不能认为工人画得好就一定要去否定学院派。我这个观点被批判,但因为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了,我栗宪庭是挺能写东西的一个人。

我还写过一个大字报贴在美院,是批评张铁生的。那个大字报写得很长,很多美术史的教授出来看了。这些东西现在都找不着了。但是我因为写了这张大字报,被人抄走交到文化部,文化部就叫我做检查。那个时候张铁生是英雄,交白卷就跟造反一样。这是1976年的上半年。有个同学把我给告了,这个同学现在是西安美院的院长。揭发我的都是我的同学。一毕业,学校里的党委书记、当时很有名的画家杜键,推荐我去《美术》杂志。因为《美术》杂志刚刚恢复,要人,所以推荐我去。杜键说:“这是个人才”。

支持新潮美术

星星美展是一个抗争,试图改变艺术的奴性状态。这个问题到现在也依然没有解决。

南都:1979年你到《美术》杂志时美术界和批评界的状态如何?

栗宪庭:到《美术》杂志之后,刚刚开放,有新的艺术出来,我感到很兴奋。那时候整个风气还是很保守的,很难接受新的东西。“星星美展”、“上海十二人画展”、“北京新春油画风景静物展”……这些展览涌现,很多老编辑认为不好,但我觉得很好,我替这些人辩护,就开始写起文章来了。当时还很犹豫,是画画呢,还是写文章呢?开始还画了一些插图,后来没有时间再画画,大量的精力用在写文章上。

那时候也没有想到批评家是什么,也没有批评家这个称号。有一些叫做评论家,写评论说作品好不好,进行分析,但实际上是“读画记”、“观后感”。此时我就在考虑,为什么对一件作品会有如此不同的判断,关键不是作者,而是作品背后的评判标准、价值标准发生了变化。所以我在《重要的不是艺术》那篇文章里强调,重要的不是艺术,而是艺术背后的评判标准。我们处在一个文化标准发生变更的时期,我后来就沿着这个思路一直在想问题。

南都:1980年《美术》杂志上刊登了你以记者身份撰写的《关于星星美展》的文章。你当时为什么能马上接受这个另类的展览?

栗宪庭:当时星星美展强调的就是自由。艺术是自我感觉,而不是为政治、为党服务。那时候我开始反省,那篇文章我的全集里收了,叫做《毛泽东艺术模式》。

新艺术虽然不断涌现,但批评界的反应比较迟钝。水天中这些写艺术批评的人其实最早是我的作者,虽然我的年龄比他们小十岁左右,但他们那时候才刚上研究生。我在当编辑时跟他们约稿。星星美展更多的是对集体主义意识的冲击。我在访谈他们时,星星画家提出一个口号,即“艺术是一种自我表现”。文章发出之后,引起最多争论的就是“自我表现”。这确实是触及到了艺术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还有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艺术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艺术是自我的。当你强调自我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星星美展是一个抗争,试图改变艺术的奴性状态。这个问题到现在也依然没有解决。

南都:星星美展第一届是街头民办的展览,第二届就已进入了中国美术馆。这是否所有前卫艺术面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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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屌丝 当代艺术 栗宪庭 王兴伟 艺术批评家 艺术界 恶搞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