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书画篆刻大师、海派书画篆刻领军人物吴昌硕，从家乡安吉到苏州，再从苏州到上海，苏州和上海这两个城市，不仅是他客寓时间最长的，也是对其人生和艺术影响最大的。作为艺术大师的吴昌硕，无疑是“成功”的典范，然而在其辉煌艺术成就的背后，他备尝艰辛的人生历程却更多地被后人疏忽了。

吴昌硕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补考咸丰庚申科(1860年)院试，考取秀才。据他晚年回忆：“同治四年乙丑乱靖，广文潘芝畦师强曳之应试，乃入学。”今人多称吴昌硕在考取秀才后即绝意科举。因材料缺乏，不宜结论。因少时家境清寒，加之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遭遇灾难，愈显艰困，而时有继母、妻和幼子需要赡养，只得奔走大江南北以为谋生，根本无法专意于科举，这或许才是他放弃科举的真实原因。

据缶翁弟子王个簃说，“友人替他纳粟捐个小官——佐贰”。清中期以后，捐纳之风盛行。对于青年吴昌硕来说，金石书画尚不足以谋生，又因养家糊口而无法专意于科举，因此，捐纳便成了入仕唯一途径，借此改变现状、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那么，他又是何时捐纳为官的呢？光绪六年(1880年)，吴昌硕馆食于吴云听枫山馆，是他客寓苏州的开始，而此行即是在捐纳后分发江苏，到当时省治所在地苏州来候补的。因此，他捐纳的时间就很可能是在光绪五年或之前。缶庐曾为沈秉成刻“中(仲)复”小印，其《石交集》中称：“余需次苏台，先后为(沈秉成)作印十余钮，中丞咸称善。”确证了他到苏州即是为了候补。

任伯年曾为吴昌硕绘《酸寒尉像》，古制，县尉与县丞同为县令佐官，掌管治安捕盗之事，明废，改设典史，属未入流，昌硕最初捐得的应是相当于典史或其他较低的职衔，故称“尉”。初到苏州，不可能立即补到实职，于是寄寓在吴云家，大约于光绪八年(1882年)搬出听枫山馆，自行赁居，这大约也是昌硕补缺赴任的时间。

许多著述都曾提及吴昌硕光绪十三年(1887年)移居上海之事，有的则称是定居，问题是，他为何移居上海？通常认为是到沪尝试通过书画谋生，其实不然。《海上墨林》称其“中年服官江苏，供差上海”，说明移居上海，是因公派驻，携眷而至，只是为了相互照应和生活起居的便利，所以尚不能视作定居。翌年，任伯年为写《酸寒尉像》，昌硕自题诗中称“传呼乃敢入，心气先慑沮。问言见何事，欲答防龃龉。自知酸寒态，恐触大府怒。怵惕强支吾，垂手身伛偻”，窘迫之状，可知厕身为吏之不易。为吏数载，按例叙劳擢升，此时他已被提拔为同知衔，但又得候补，故诗中又有“铜符不系肘，虚秩竟何补”句。嗣后数年，他寓居在上海，并经常往来于苏、沪之间。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日本借朝鲜东学党事件挑起事端，引发中日甲午战争。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驰电请缨，率领湘军开赴前线。昌硕参与大澂戎幕的事迹，多见介绍，不复赘述。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云：“(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吴俊(仓石)投效……”。所谓“投效”，按例，一些尚未取得功名的诸生、候补的或品秩较低的官吏，可以通过投效河工、军营的方式来获取擢升机会。缶庐不顾亲友劝阻，奔赴前线，其拳拳报国之心固然不容置疑，同时希望通过投效戎幕来博取前程，应该也是此行目的之一。明年二月，因继母杨氏病重，昌硕匆匆南归，奉母寓居上海。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吴昌硕终于候补到一个实职代理安东(今江苏涟水)知县，即世所周知的“一月安东令”。新近出版的《吴昌硕翰墨珍品》，有缶翁自存公文草稿三件，以及诗稿若干，诗稿中有《十一月十六日摄安东县即目》，点明了具体的任职时间。公文草稿中，有关安东县任的有两件三页。一件为到任时的谕示文稿，称“择于本年十一月十六日辰时接印任事”，到任时间与诗稿完全吻合。另一件为卸任后上呈江宁布政使恩寿的述职文稿，内容涉及安东任内的主要工作，“申解”当年地丁银、地俸耗银、火工银等项开销。又，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缶庐在致沈汝瑾的信札中称：“弟自秋徂冬，远留淮上，初得道署谳局，旋于前月既望檄代安东县事，地方枯瘠，民性刁悍，断非弟所能久为者。幸得接署者速来，业于十七日交卸。”

通过上述文献的相互印证，大致可获如下信息：(1)昌硕于二十五年秋抵淮安，任职于淮扬道署谳局；(2)十一月十五日受命代理安东知县，十六日到任；(3)十二月十七日卸任，实际任职三十一天；(4)从致沈汝瑾的信札中可悉，他对此职并不满意，亦无眷恋之意；(5)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呈江宁布政使恩寿述职复命，申报的内容为某项工程的报销，可悉安东之任实际任务的应是查账，代理知县的任命似乎只是为了便于工作的展开。一些研究著述中称吴昌硕不耐官场、不愿逢迎上官、毅然辞官诸说，大多是想当然之词。世传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八十一天，缶庐晚年曾刻“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其实是一种自嘲式的文字游戏，可见“弃官”并非事实。

一些著述认为，此后吴昌硕便告别了官场。其实不然，安东任后，昌硕回到苏州，或有息影之意，然“官符复来捉之往”(吴昌硕《赠孙隘堪》)，说明仍在官衙。至于“捉之往”亦恐非实情，与早年其师潘喜陶“强曳之”应试县学一般，属于“文学”描写。翌年他曾出差宜兴，《吴昌硕翰墨珍品》中存其记录此次公差的笔录文稿一件，此行又是与查账及审理案子有关，末署有“厘局”字样，“厘局”为牙厘局的简称，掌管捐税等相关事务，隶属江苏布政使司管辖。

除代理安东知县外，吴昌硕并未担任过一地或一署的长官，故而没有也无法体现出他的治政才能，但他到安吉、宜兴，都与查账有关，却似乎证明他在官吏生涯中的一项专长——查账理财的才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缶庐在致沈汝瑾的尺牍中称：“弟二月中已至上海，因清江来电，索弟即返。及至清，知是淮安府清理清河县积案。因弟日来重听加剧，此差辞去不当，请假南旋养病一月再定耳。”所谓清理积案，大约仍是查账之类的差使，可见这确实是他的长项。吴昌硕结束官吏生涯，至少在此之后，亦即五十七岁之后。

大约此后，吴昌硕才真正结束了奔波数十年和仕途、幕僚生涯。缶庐晚年主要活动于上海，并随着声名的鹊起，书画的收入逐渐增多，此为后话。至于过去对于吴昌硕不乐仕进、不耐官场、不愿逢迎上官之类的误读，事实告诉我们，吴昌硕一生大部分时间，从青壮年到垂暮之时，几乎都是在幕游和仕途中度过的，并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而在此过程中，他结识了许多师友，相互讨论文艺，其中苏州和上海两地的经历尤显重要，加之自我潜心钻研，终成一代大师。吴昌硕的人生进退，以及客寓苏、沪两地的选择，有些并非主动的，有些甚至是无奈的，只是由于他对艺术的执着和追求，因此得以在幕游、仕途的过程中把握住了提高和成长的机遇。（文：周新月）

(本文系韩天衡美术馆“海上印坛百年”研讨会论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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