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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津:新水墨多虚火而少创造
2017-01-16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作者: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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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水墨的一员“老将”,李津的画充满了强烈的个人特质:他画饮食,不同于齐白石的菜蔬瓜果,是红烧肉、油焖大虾、清蒸鲑鱼、素炒菜苔等庸常乃至油腻的菜肴;他画男女,男主人公永远是一个和他相像的胖子,一脸微醺,旁边又总是相伴一个同样呆萌的女人,和他一起相拥而卧、洗澡吃饭,再一起懵懂地注视着这个花花世界。以这种去诗意化,甚至是反智的笔墨,李津通过对俗世生活最彻底的拥抱,经由感官的毛孔,触及到人心深处……

不触摸高远的东西

只想拥抱生活本身

李津出生于天津,父母二人均是上世纪4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级干部。李津小时候有个愿望,那就是能穿上呢子衣服,但因为在家中排行老三,呢子大衣、将校靴都是哥哥姐姐的,根本轮不到他。怎么办呢?李津于是开始把这些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用笔画出来,他认为这是自己画画的起点。

李津的父母都不会画画,但他的表姨和表姨夫是著名的国画家周思聪和卢沉。李津就在他们的指导下步入国画殿堂,后来入读天津美院国画系,又受到系统的学院派教育。

天津美院毕业后,李津本来可以留校当老师,但他主动申请到西藏支教。很多人对此不解,甚至怀疑他有功利的条件和目的,但其实他的想法很单纯:主要是太喜欢《梵高传——拥抱生活》和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了,以至于认为如果没有离奇的生活和经历就不可能有离奇的艺术家。

前前后后,李津在西藏待了三年,这几年的经历对他日后的艺术实践影响巨大。日复一日,他在西藏看雪山、看草地,目睹人和动物和谐相处,也目睹天葬中生命被还原为一篮子肉的结局……在这个天人合一的封闭文化圈中,艺术圈的喧嚣逐渐退却,曾经令他热血沸腾的有关当代性、社会性的宏大命题也渐渐显得虚无缥缈,而赤裸的肉体、琐碎的生活却凸显了它们最扎实的本质。

李津再回到天津时,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恍然发现,在西藏的这几年,艺术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之前一起玩的好朋友,甚至是自己的学生都已大红大紫,而他决意要走的道路——拥抱世俗生活,却显得万般不合时宜。“上世纪90年代,所有推崇个人生活情趣,表达对俗世生活热爱的艺术都是不够主流的。美协系统会认为格调低下而不允许你这样画,搞当代的人也觉得这样做缺乏社会责任心。”李津说。

但在西藏的经历和思考,却使李津在面对这些质疑时显得笃定和淡然。“为什么总是想去摸那么远的东西呢?很多搞当代艺术的人会认为,自己的样式和语言离周围的环境越远、越激进、越玄妙,就越深刻、越高级,但那或许只是一种虚想。其实所有虚想的参照,还是当下的现实生活,忽略这个,无论对艺术还是对生活本身,我觉得都不太对,都有点吃亏。”

李津在当时的冷嘲热讽中坚持了下来,“闭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画画基本就是逗自己玩”。他很感谢这个时代,让这些本来只能“逗自己玩”的作品,被艺术界所接纳,并且是以他自己始料未及的热度。

“艺术市场打开之后,更多人对艺术有了参与意识。我这种体验派的作品,相对来说,解读的门槛比较低。就和安迪·沃霍尔,还有很多卡通风格的艺术对年轻人有很大吸引力和影响是一个道理,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艺术未必非得那么晦涩,它可以是生动和直白的。”

对话李津——

为了生动 宁可肤浅

广州日报:您画里的男主人公,都跟您自己长得特别像,您是在画自己的生活吗?

李津:我画画基本都是第一人称写作。这有一个好处,我可能谈得更直接,而不用去猜测别人。但同时,第一人称写作需要一种绝对的真诚,如果你写别人,说两句好话还没有关系,但写的是自己,说话不实在就非常让人讨厌了。

很多人觉得我的画里有生动的东西,为了这个生动,我有时候宁可肤浅一些。画画的时候如果想得太多,如果每一笔每一划都在衡量在艺术的大范围里如何凸显个性,你就会把个人真正的感受放在一边,离你的本真就远了。

广州日报:看您的画有一种在读日记的感觉,但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它比较私密,也难免会有俗气甚至丑的、不好示人的东西。如果您把这些也画出来了,那还是艺术吗?

李津:我这个人从来没有秘密,在画里也从不回避所谓丑的东西。我不想去打造所谓的完美,并始终认为真实的东西自有其合理性,最丑的还是假的东西。

广州日报:假的东西肯定不美,但美似乎应该比真更高一个层次,是真的提纯和升华?我不怀疑您的画真实又真诚,但您怎么看待那些“坏画”、“审丑”的质疑声?

李津:我们多少年来一直推崇一个抽象的、似乎是被提纯出来的美的概念,但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我反正是没有搞明白。从个体的角度去说,什么是美,也没法衡量,因为每个人的好恶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我画里的人挺美的,而早些时候,一些老先生却说我的画“审丑”。既然这么批评我,肯定是因为他们画得美吧?但我看了他们在美协获奖的那些作品,不过是些类似宣传画的浓眉大眼。很多从“文革”过来的人,会觉得这种周正才是美,仿佛是一种法定的集体审美意识,但我不觉得那个美。

我看电影,好多正面角色记不住,记住的反而大都是反面角色。虽然他们长得歪瓜裂枣,但他们的表演有个人的东西在里头,有人味儿。

现在冒出很多形容人的新词,比如帅、酷、萌……我觉得都比说美要舒服一点、自然一点。我觉得美这个词在现在及未来,会慢慢地被更多的词所修正,给出一个更宽泛的感觉。

传统是一种气质

广州日报:在您最初的《西藏组画》中,您尝试用笔墨的语言来表达那些野性、肉欲的感受,在中国传统书画中是没有参照的,当时您的身上有没有历史的包袱,以及需要突破的障碍?

李津:我们今天提起传统水墨,会认为这种材质应该体现儒雅的、超脱的文人气质。但在我们读书时,大家的认识没那么明确。我们学习的不过是中国画那一套技术法则,老祖宗这么传下来的,我们就把它当作一种语言来掌握,然后用来表现生活就可以了。

而当时又正值“85思潮”,整个艺术界都在求新,非常渴望看到一些视觉上新鲜的东西。不管你什么来路,只要你敢于区别过去大一统的模式,就算做出了贡献。所以当我在西藏拿起笔墨进行创作时,真的不会去想这种材质的主流应该是怎样的。我可以自然而然地从表达、意境上突破古人提供的相对稳定的审美,不会觉得是一种冒险,也不认为传统是一个负担。

我的风格虽然从1985年到现在变化很多,但初衷一直都没有变,就是无论用什么材料,首先还是要表达个人真实的情绪。

广州日报:您曾说过:“对传统的思念就像梦中遇见老情人一样。”但在您的画作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传统的颠覆。那么,您究竟是怎么看待传统的呢?

李津:为什么说传统是我的“梦中老情人”,是因为它不现实,和我们的生活有隔膜,但它又像影子一样相伴你左右。其实我的画,很多人会认为古意大于新意。而我的性情、内心里真正想做的人以及追求的意境,也都更接近古典。当代的生活方式、建筑模式以及环境,我统统不喜欢,我喜欢的是魏晋风度,那种更田园、自然、随意,哪怕有点癫狂无度的生活。那种来去自如,仿佛流出来的艺术,是我特别喜欢和想要追求的。

我始终认为,传统不是我们想象的一种风格,也不是一种具体的技法、模式,而是一种气质。当我走近它,会自然产生敬畏,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但这种根性的东西,你又没有办法去细化,起码我不想参照美术史来决定我要走哪一步。我认为很多对美术史有贡献的艺术家都是在不自觉当中完成的,他没有必要想那么多,只要真正地活在当下,代表这个时代就可以了。

艺术市场的繁荣或是种假象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待这两年当代水墨的“火”?

李津:我们这批从“85思潮”一路走来的画当代水墨的老同志,之前长期被边缘化,只是在今天被想起来了,被意识到原来我们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跟追发一个奖状差不多,我不觉得这叫“火”。

真正会火起来的,并且借着这个话题往前走或者储备力量的,其实是一些更年轻的同志,他们所处的时代、受的教育以及艺术表现方式和我们都完全不同。我希望他们能把我们这帮老同志扒拉到一边去,认真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对待水墨,如何对待本土文化的问题。最好想个新词放自己身上,不要和当代水墨混在一起谈,或者把“新水墨”这个词直接给他们好了。

广州日报:那么您对“新水墨”的总体水平作何评价?

李津:我不认为有多好。现在所谓的“火”,我始终认为跟商业有关,后面有推手,却跟艺术和理论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到今天也说不出来这个“火”的背后,艺术上有多伟大的起色,或者有什么核心思想、使命感和责任感。

广州日报:您认为存在的最大问题又是什么?

李津:一个是创造性缺乏;一个是实验精神缺乏。注重太多跟商业有关的东西,被商业裹挟着迅速成长为一种模式,迅速地完整化、完美化,然后稳定起来,这是现在“新水墨”画家的特点。但这个特点除了便于商业操作之外毫无益处。我相信今后负面的东西会慢慢出来。因为大家会关心你接下来怎么往下走的问题。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待市场?

李津:要想长时间占领市场,必然还得跟艺术有关,跟艺术家个人有关。你还继续往前走吗?还想与众不同吗?这些问题很重要。现在中国的市场还处在一个不稳定、不健全的阶段,我们看到的繁荣可能是种假象,一旦繁荣过去,有人可能会承受意想不到的打击,但现在很多人对此却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现在炒作艺术的方式,就是求快求量,它会给你一个突发的运气,但不会长远。

大家简介

李津,1958年生于天津,1983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现为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2013年,他被AAC艺术中国评为年度水墨艺术家;2014年,被《艺术财经》的艺术权力榜评为年度艺术家。作品被波士顿美术馆、西雅图美术馆、中国美术馆、香港艺术馆等机构收藏。(文/金叶)

责任编辑: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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