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院两年学业期间，有一项经历至关重要：1978年秋，某日，全班同学被领进陈列馆仓库，观看三十余件19世纪欧洲油画的原典，除了欧美常见的沙龙作品，其中竟有一件早期的库尔贝——文革十年，所有国外来华展览中止。运动甫歇，罗马尼亚画展、加拿大画展、法国乡村画展，相继来华，是为文革一代画家首次得见欧洲油画真迹，而能在美院居然亲见中国收藏的欧洲绘画，委实大出意料：此前，我们从未听说国内哪家美术馆或学院藏有欧洲油画真迹。
真迹从哪儿来呢?不记得哪位老师告诉我们：并非老院长徐悲鸿留法期间所购，而是一位军阀时代出使法国的官员在巴黎自费买下，携来中国。此后的故事不难推想：1949年之后，洋画不得展示，到了1969年秋，即进入文革动乱的第三年，形势更其无情，那位官员的遗属被迫将私藏移交中央美院，封尘九年，延至1978年底政治管制解除，方始见光，我们正是头一批得以亲见的幸运者。
那年代，我们对油画的购藏、民国的历史，统统无知。十年荒废，众人只顾凑近画幅仔细探看色调、笔触、肌理，谁也不曾介意画的来路。以惯有的政治概念，既是“军阀时代”的财物，理该归属国家，存在中央美院，更是天经地义。我记得那天没人追问这些画的来历，更未起念询问藏家的名姓。
真迹可贵，这是谁都知道的;中国全境没有西画真迹，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亦且不以为怪。中央美院享誉国中，这份收藏却是罕有人知，岂不可怪，然而我们确凿看见了，不但看见，每幅画依次靠墙放着，容我们亲手拿起，捧着，好生端详。我不禁想：做一个中央美院的学生，到底不同啊。
那天，众生还有幸目睹五十年代第一批留苏学生临摹的欧洲与俄罗斯经典。
然而奇怪：此后各届教学，就我所知，不再循例安排学生入库观看真迹，知晓美院有此收藏的学生，也很少，便是知情者，大致淡然说起——名校的师生，大抵是不肯错过可资炫耀的一切的——正式讲课、私下闲聊，鲜少有人谈及这批包括库尔贝早期作品的珍藏。尤可怪者，当年文革甫过，条件寒碜，日后，美院与国家眼看一年年发达富裕，百业更新，既有这等宝藏，早该专辟一馆，长期陈列，给历届学子匡正眼界，提升教养，便是仅仅为了显示“中央”的优越，也拟定期挂出来，以便观瞻，毕竟，全国还有哪家美术院校亮得出这么一份西画的原典?!
三十六年过去了，没有这回事。其间，中央美院被迫两易其址，怨声不断，而也不听人说起那批收藏的下落。当我八十年代初远去纽约，目击域外美术馆无边无际的典藏，常会念及母校那可怜的、从未展示的独一份。偶或问起院内来人，十九漠然，年深月久，我也淡忘了。
但我从未忘记那位“军阀”：旧社会，战乱中，居然有过这么一位爱绘画而好兴致的中国人，亲自收购洋画!上百年了，哪位国共大员做过这风雅而积德的事。出洋艺术家，自是不一样的，早年留欧画家带回不少宝贝：刘海粟、颜文梁，买了欧洲雕刻的翻制石膏像和精美画册，供在上海美专和苏州艺专，文革间砸了、毁了、流散了。徐悲鸿买过不少中国古典真迹，但未闻藏购欧洲油画。民国年间私人收藏欧洲绘画的个案，另有一例，是经美院老校友万青力先生撰文披露：上世纪二十年代，蔡元培先生游学德国期间，值立体派盛行，他曾购藏十余件立体派版画，当然，如多数民国遗事中的遗物，早已不知所终，无从追觅：那是我十多年前读到的文章，就中详细，记忆不确了。
总之，近百年，中国境内，我所闻知而亲见的欧洲油画真迹收藏，便是在美院陈列馆仓库内的那几十件。
三年前，2010年冬，杨飞云主掌的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大展《面对原典》，搜拢民国留欧一代、共和国留苏一代，及我辈出洋面对欧陆经典的临摹品，凡百十余件，允为近百年来是类作品的首次展示。其中最可珍贵者，当然是徐悲鸿、吴作人、颜文梁的手笔，虽说是临摹，因临者的资望，距今也近九十年了，望之形同古籍，直可视为“原典”吧。吴先生的几份临摹早先见过，而徐悲鸿临摹伦勃朗的名篇《参孙与大莉拉》，却是初识，全篇画艺工整，气息端凝，保存状况亦极良好。我问飞云如何得到这宝贝，他便介绍站在画侧的孙元先生，说，此画就是孙先生家里慷慨出借的。
我上前握手，才几句话，竟恍然得知：原来孙先生的祖父孙佩苍，正是那位“军阀”年代的官员，而当年在美院库藏亲见的三十余件真迹，全部是孙家的私产。
是夜倾谈，我粗粗得知了这批藏品的由来，又两年，孙先生苦心写成此书，我一字字阅读，总算得知了这份收藏背后的故事——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胡涂账。为什么呢?请诸位读孙先生的书。而这迹近湮灭的故事，我的感慨，却是好不难说，今受孙先生之托，试着说说看——
说是历史的胡涂账，单看孙先生书名便知。序言头一句：
孙佩苍是我去世七十一年的祖父，寻找他的历史痕迹始于2007年，那年我已六十一岁。
一个孙儿，逾花甲之年，犹不清楚祖父是为何人，做了何事：这是无数民国隔代晚辈的普遍真实。而祖孙之间的那位父亲，如千千万万“解放后”的父母，为避祸端，不敢、也不愿向下一代告知祖辈的身世：
他们讳莫如深的做法还是有效的……父亲生前单位办我与爷爷的亲属证明时，发现他档案的履历表没有写上爷爷。
刻意抹去上一代，刻意隐瞒下一代：六十多年来，无数家庭三代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然而，“血浓于水”，孙元先生在这部书中详细交代了自己往来两岸档案馆及东京、京都国立国会图书馆苦苦追寻祖父的漫长旅程。祖父的收藏，孙元先生倒是在三十九岁那年，豁然见到了：
随着拨乱反正形势的发展，经数年周折，终于在尊敬的习仲勋副总理批示下，在一九八五年得以落实政策，在中央美院陈列馆发还现场，一幅幅美术品包括油画、国画、铜器、石膏像、瓷雕，梦幻般的展现在我眼前。
其时距我在美院目击真迹，已过七年。换言之：当时孙元先生也在北京，却是既不知详细，更未亲见。即便孙元先生同在现场，他也和我们一样，完全不了解这位神秘的藏家，更别说藏品的由来与命运——中国收藏传统讲究“流传有序”，欧美收藏家族的谱系则如军事档案般，保有精密准确的产权与记录，可是现代中国唯一拥有洋画真迹的收藏家族，其孙辈晚年的志业，竟是寻找祖父：这不是一笔不折不扣的胡涂账么?
为什么胡涂?谁使之胡涂?这是孙家迄今难安的疑案。在追寻过程中，经反复求证，孙先生逐渐拼凑了祖父的生平：原来这位“官员”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类横霸四方的“军阀”，而是：
北洋师范优级博物科毕业生、东北某段铁路局秘书、公派赴法考察教育六年、毕业于巴黎美术学校、与徐悲鸿林风眠等是为挚友，曾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曾接待旅法访问的程砚秋，归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东北党务办事处主委、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连(联合国前身)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教育青年专家委员会的东方委员。1942年，在陪都公开展示这份收藏，而在展示期间，这位收藏家竟离奇瘁死……
在艰难寻获的历史碎片中，仍有重要的空白，其中，或以下面两点最令后辈疑惑：其一，祖父的死因。其二，藏品散佚。其间，一次经孙佩苍生前至友过手，若干藏品下落不明，一次，是经两次程序暧昧的交公，归还后，又遗失若干，包括我们那天尚未见到的名家作品——普桑、德拉克洛瓦、列宾，以及一幅库尔贝的风景画。
孙佩苍的名字，在民国史早已消失;五十年代，他在四川的墓园因建设之名，夷为平地。
以上疑点、盲点，凭孙元先生一己之力而能水落石出，意恐渺茫。说句残忍的话：相较六十年来无可计数的冤案，南北各省更其曲折惨淡，以至渺无人知的例，委实太多太多。历史无情，人于是变得无情，无知于历史，则人也无知：当年外人看画，如我辈，不过听进“军阀时代出洋官员所购”这一句，便再不追诘，可在孙家后代，此书每一问，非仅是讨还血肉至亲的家族史，也是为捡回起码的真相与自尊。可告慰者，是孙家葆有的这份遗产，虽经掠劫缺失而安然俱在，也算中国现代收藏史足可骄傲的一份孤本。
念及此，我曾信告一位研究国学的长者牛陇菲先生。陇菲先生回信中写道：
一九四九年以来，私有财产一直不得保护，公私档案要么篡改，要么损毁殆尽，历史成了残片断环，几乎无可补缀。中国向来有历史书记传统，正史、野史、方志、家谱、传说、演义，成一完整系统，可相互参照，证实证伪。就连周边国家、民族历史，也要靠中国史书恢复。如此有典有册的中国，到了现在，则只有谎言和遗忘，只有匆忙与速朽。当代中国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仅仅苟活在现在。
苟活者中，总有不甘遗忘、不肯胡涂的人与事。今孙元先生初步寻获的孙佩苍故事，又以我所亲见的真迹，便是中国画界一份迟到的美谈——
今天，遍中国有的是艺术学院、油画教学、研究机构、美术团体，更兼火的离谱的拍卖业，可是百年过去，没有一座收藏西洋画真迹的美术馆——美国各大美术馆收藏之广、之富，不必说了，俄罗斯自十八世纪末大肆收购西欧绘画文物，乃有冬宫博物馆，也不必说了。其中，仅印象派到毕加索马蒂斯的收藏(其质量足与纽约现代美术馆相诘抗)，便是两位旧俄年轻伯爵往来法俄的大手笔。便是邻海对过的小小日本，也竟有三十多家洋画美术馆，均为民间私人收购，或自建美术馆，或捐献国家，收藏所及，自古希腊到印象派，每一时段均有若干作品。梵高总共画过六幅向日葵，其中一件即为日本人购藏，二战毁于美军轰炸，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某公司斥资八百万美元又买了件梵高回来，一时轰动西方拍卖业。是故，日本画家，日本国民，无须出境即可观看为数可观的西洋画真迹，把握古今绘画的文脉。
中国向来是看不起东瀛岛国的，日本西洋绘画收藏一节，就不见专家认真提过，便是介绍了，国中美术界也不会在意，比之欧美收藏，日本人并不吹嘘——中国怎样呢?百年以还，只有一位孙佩苍。
只有一位孙佩苍，不足羞，惟其仅止一位，格外难得，格外可敬：以一国之收藏论，孙佩苍此举固不足引以为傲，以近世国运之艰困论，却是足可传为美谈。然则小到画圈、同仁，大到社会、国家，若果然尊崇艺术，志在文化，早该是给这批收藏好好保管了，建一座小小的美术馆，虽与美俄日本无可比，也算有过这么一份收藏，有过这么一个人。或曰，中国巨变了，孙家不捐政府，也可自建私人美术馆，可是想想吧，孙佩苍的儿子长期不敢在履历中填写父亲之名，孙佩苍的孙子年逾花甲始得找寻祖父，而祖父的全部收藏，迄今不完整，也讨不到清楚的说法：这样的“私人”恐惧，这样的“藏家”命运，何谈自建美术馆?无怪如今市面上层层迭迭的所谓中国现代美术史，就我所见，没有一书、一页、一句，说到这份珍贵而离奇的收藏，说到孙佩苍。
不说也罢，便是孙元先生，也是这两年这才渐渐看清祖父是怎样的人物：所以我愿将孙佩苍尚未公开的故事，忝为民国年间的又一传奇。
分裂、离乱、争战……从来是民国叙述的主项，随着近年民国档案与相关回忆的渐渐展露，有头脑的年轻人，不免惊讶被涂黑被贬损的民国，竟有那么多人做成今日政府与社会、家庭与个人万难做到、万难想象的奇事，之所以奇，是奇在全凭主事者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能量，自己的梦。
例子太多了。单说民国人的忠勇壮烈、奋身爱国，如八一三淞沪战争，沪女杨慧敏只身泅渡过江给临阵守士送国旗，并非政府安排;有抗日将领抬着棺材上阵，对左右说：若退却，你们先打死我，也非国军的命令;小小艺术圈学术界，张大千去敦煌临画，王洛宾去新疆采民谣，梁思成林徽因探寻古建筑文脉，未必是、也不必是政府的“文化项目”。话说孙佩苍而立之年，有家有口，决意求艺法兰西，公家批了，但既没要他收购洋画，也根本没资金，可是孙先生单凭一股子激情与热心，自己办了这件事。他是为自己吗?抗战烽火，他在成都展示私藏，死在展期间;他是为家族吗?他从未出售一份珍藏给后代换钱，倒反不明不白散佚不少，子孙过着平民日子，哪像个富有收藏的家。
今日有权有钱的腕儿，何止百千，投资艺术品，动辄论亿。投资、收藏，不是一回事，这是都该知道的;今官家有钱了，斥鉅资各地建造美术馆，窥内情，十之七八不过是借机圈地，兼以吹嘘政绩;私人美术馆倒也竞相起造，固有良性营运者，其多半，或动机有诈，或想当然耳，或空空荡荡，或滥竽充数，也早是广为人知的通病。所谓美术馆，首要看在收藏，收藏，又须看在藏品的精当。论资财、论权力，论满世界花钱的豪阔，论政商两界的硬背景，孙先生哪里可比当代的豪阔，可哪位巨富做过孙先生当年做成的事，又哪位藏家拿得出这份收藏单?
说回来，以孙佩苍之酷爱艺术，若亲睹今日中国收藏界景象，必神旺而欣快，也必为早年巴黎搜画的滋味，感慨万端：游走于二战前法兰西画市与行情，孙先生如何起搜购的一念?他如何选择画作、又如何度量财力?凡收藏，得手失手，巧遇或错过，必有故事，这些故事，我们都无从得知了——孙元先生苦心追觅，迄今惟获祖父生平大概，其中最是传奇的一笔，即如上，而他不知，他父亲也不知。今世，中国民间已有若干心存抱负的买家，出手惊人，藏购二十世纪欧美著名艺术家作品，若论这辈藏家的先驱，无疑，是孙佩苍;若论目下中国人藏有十九世纪大师作品者，则唯孙佩苍一人而已。
今要在欧洲市面得一件德拉克洛瓦或库尔贝，便是西人，亦属妄想了，一如张大千徐悲鸿过手五代北宋的真迹，已成传说。孙佩苍不曾错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游学，独自做了决断。他靠得不是聪明、财力、背景，而是民国人做人做事的憨——凡民国有为之人，莫不身后留祸，及至湮灭无闻。所幸孙佩苍留有这批珍藏，而他的孙子，正以手中撰写的这本书，走在找寻父祖的路途中。
孙佩苍生平，是一回事，美术收藏，另是一回事;三十多年前得缘亲见那批真迹，三十多年后，得识孙元先生，在我心中，二者于是合而为一，成为传奇。我于孙元先生的追踪，无可作为，谨以这篇文字，向孙佩苍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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