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石膏 1935年

女人体习作 石膏 1933年

战斗英雄董存瑞 铸铜 1958年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无疑是刘开渠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巨作，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国家兴建的大型纪念碑，也是新中国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大型公共艺术工程。

刘开渠无疑是一个为新中国雕塑“开渠”的先行者，他将雕塑在创作对象和放置场域两方面从古代宗教的牢笼下解放出来继而转向大众，并在雕塑教育以及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开渠百年——纪念刘开渠诞辰110周年展》，便集中呈现出了这位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卓越成就。

从“神坛”到广场

1920年，刘开渠考入北京美术学校，1924年进入西洋画系学习油画。偶然在《美育》杂志的封面上看到罗丹《青铜时代》雕塑，激起了他对雕塑深切的渴望。1929年开始，经过自己争取，他被当时主持南京大学院(相当于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蔡元培先生派往巴黎高等美术专门学校专攻雕塑——当时，中国还没有人被派出国学习雕塑。

在国外学习期间刘开渠与蔡元培常有书信往来，1933年，蔡元培希望他回国发展中国雕塑事业，他同时还收到林风眠的信函和聘书，因此，毅然归国，受聘于国立杭州艺术院，担任雕塑系主任。

中国历代雕塑都是为神造像，人永远匍匐在神灵脚下，雕塑一直为宗教服务。刘开渠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去向蔡元培汇报自己在巴黎的学习情况。当时，坐在一旁的鲁迅说了句：“过去只是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像了。”这句话对他影响极大，成为他一生雕塑创作的宗旨。他自言：要“雕刻一座来自人世社会的新飞来峰”。

回国初期，刘开渠雕造了大量社会各阶层的中国人：农民、士兵、工人、领袖、英烈、知识分子。因在巴黎接受了严格的头像学习训练，刘开渠这一时期依旧沿袭对个体头像的表达方式，头像的表面特质并不细腻光洁，而是以粗糙的表面特征和刚毅的精神特点塑造普通大众。

为民族立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刘开渠继续以各阶层民众为对象创作：1934年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939年的《王铭章骑马像》、1939年的《李家钰骑马铜像》、1944年的《孙中山铜质坐像》等。这一系列作品寄予了崇高的政治理想，意在唤起国人的革命热情与斗志。

创作《王铭章骑马像》的过程中，他亲自在郊外一车一车地拉观音土，跑作坊做塑像的骨架，亲手打石膏粉，冒险自己翻铸，晚上还要构思、捏草稿、画建筑图、作局部调整。同时还要应付敌机轰炸、货币贬值。

1944年在创作《孙中山铜质坐像》时，刘开渠的妻子程丽娜和小小年纪的女儿也被他动员起来打石膏粉。彼时，物价飞涨，石膏粉售价比签合同时涨出了好几倍，于是程丽娜就帮丈夫买生石膏回来加工，先是将生石膏块砸成小碎块， 再碾成细粉末，经箩子过筛， 最后用铁锅热炒烘干。程丽娜就像个训练有素的工人，干得很欢，由于石膏粉见热飞扬，她全身上下全是白粉， 不少熟人打趣地说：“怎么， 你们开夫妻面粉厂，丽娜做老板娘啦！” 程丽娜顺着说：“是呀！用这特等的白粉给你蒸馒头吃呢！”

刘开渠为人造像达到顶峰的时期，便是1952年至1958年期间领导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工程，近7年的时间中，刘开渠担任这一工程的设计处处长和雕塑组组长，与郑振铎、吴作人、梁思成等各界人士进行集体创作，经过反复的协商、几次校改与调整，最终采用接近大众审美的写实表现手法，以高浮雕样式创作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四面共十组雕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未以伟人、领袖作为对象，浮雕中最高官职也只是连级，刻画对象皆为人民大众。刘开渠亲自创作了台座正面的三块：《胜利渡长江》、《支援前线》和《欢迎解放军》，这是刘开渠雕塑创作的高峰时期。人民英雄纪念碑既结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纪念碑装饰构件，又采用了西方纪念碑叙事表现方式和现代雕塑艺术作品的创作规律，大场面的组合群像雕塑凝结着激动人心的历史，但同时也是凝重和扣人心弦的。

从庙堂回到街头

雕塑在传统中国等同于宗教和统治者的代名词，历代能工巧匠精心雕琢打造了麦积山、云冈、大同石窟或兵马俑等历史遗迹，刘开渠是将雕塑回归人间的“开渠”者。1979年，刘开渠得到平反，三年调整后担任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塑小组顾问，重新开始投入创作，开始大型的城市雕塑，这期间他完成了《男青年像》、《周恩来总理像》、《向新时代致敬》、《萧友梅像》、《蔡元培坐像》、《梅兰芳坐像》、《科学家孙建初像》、《文学家李劼人像》、《常德善烈士胸像》、《庞熏琴胸像》等作品，从中看到他对于新时代的理解和展望。

有人说这一时期的刘开渠所做的雕塑已远不及人民英雄纪念碑时期，与之前的创作形成了顶峰和明显衰落的两个分期，这未免将刘开渠的艺术历程简单化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有有关部门的物质保障，创作环境安定。各界人士相互协作，不同观点碰撞，激发了艺术家更为广阔的创作灵感。

完成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后，他即遭遇反右运动，由于他曾建议创办中国雕塑院，被一些人说成“指派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独立王国”等等， 遭到了多次批判。这时女儿刘微娜正读高三， 总熬夜为父亲写检查材料，同时准备高考，积劳成疾患上肾炎， 不幸去世，只有19岁。祸不单行，9年后，三女儿刘沙坪溺死在北京玉渊潭。刘沙坪1962年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文革”开始，迫于不寻常的政治形势和压力，不得不跟父亲划清界限。1967年的一天，刘开渠被批斗了一个下午，沙坪也在场，当时她面色苍白，精神极度抑郁。会后，美院在玉渊潭进行游泳预演，刘沙坪含着眼泪随着同学一起去了，结果遭遇不幸。此时的刘开渠承受着“文革”打击和两位爱女先后夭折的痛苦，体力和精力皆已不复壮年。但也正是此时，刘开渠将雕塑这一课题引向了下一个界域：城市雕塑。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 “城市雕塑规划组”，刘开渠被任命为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组长，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1984年，中国首次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在刘开渠主持下成功举行，次年全国城市雕塑第二次工作会议在洛阳召开，主持者仍是刘开渠。刘开渠在雕塑放置的场域问题上又一次将雕塑回归到大众身边，雕塑成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根植于民众生活之中的艺术作品。

任何一个文化现象都是依附于时代的演变，在历史的转折点中总会有精英的出现，刘开渠便在中国近代雕塑发展的结点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一生奋斗于“为人生而艺术”的大潮中，实现了雕塑为人生而艺术的伟大转折，他为时代塑造了丰碑，而他也成为中国雕塑史上的丰碑。

责任编辑：吾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