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1895-1953) 丙子(1936年)作 竹石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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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秋，徐悲鸿因“慕八桂山水之胜”，离开南京远赴广西，受到李宗仁等军政要人的热情款待，在当地游历将近一个月，秀丽的自然风光、安定的社会环境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而鉴于徐悲鸿的社会影响力，广西当局也极力拉拢。翌年，徐悲鸿受聘为广西省政府顾问，九月上旬，随省政府迁至桂林，宛如仙境的山水激起他创作的热情和灵感，每天勤于绘画，并着手筹办美术学院，甚至萌生长居桂林的想法。或许是远离社会纷扰，此时作品多呈现出一种宁静面貌，富有清新的水墨韵味。

《竹石雄鸡》绘于初到桂林后的重阳节，画上一只雄鸡立于石上，石后数茎修竹。雄鸡一足屈曲，一足直立，尾羽高翘，正回首凝视，眼眸炯炯。画家以灵活多变的笔法和墨色表现器宇轩昂的雄鸡，头冠与双足笔法精细严谨，颈和背则通过寥寥数笔表现蓬松的羽毛，腹部用浓淡不一的水墨晕染，尾巴则以浓墨大笔扫出，冠红如火，尾黑似漆，在线与面、精与粗、红与黑的对比中，栩栩如生的雄鸡形象跃然纸面。它脚下的岩石，则仅靠湿墨勾勒及赭石晕染，辅以些微绿色表示苔藓，饶具生意。

石后的三竿修竹，斜伸向左上方，最前边的浓墨细竹倾势较显，与其后两枝交叉相倚，打破后者的平行关系，下方一丛竹叶横逸，弱化了竹竿的细秀和单调，亦令构图稳固活泼。通常来讲，徐悲鸿用笔并不追求书法意味，而是致力于物象的造型，他画竹往往用大笔刷出竹竿，以形成阴面深黑、光面留白的效果，从而表现立体感。此作中的竹子却并未采用惯常的画法，而是以传统的写意法为之，毛笔侧锋扫出的竹竿，没有过多明暗对比，仅在竹节处以浓墨勾点，浓淡墨相掺写成的竹叶，在画面上形成一种均衡的节奏感，营造出竹影婆娑的文人画意境。徐悲鸿推崇宋画，尤其是北宋花鸟，他主张用写生改造传统水墨，将西画的艺术语言与传统融为一体，正是对宋人花鸟自然主义精神的继承，此作可为一证。

徐悲鸿画动物每每托物言志，对于竹鸡，他曾在《新民晚报》发表文章称，“竹”用以象征正直；“鸡”能报晓，所谓“雄鸡一声天下白”；合起来在中国老套说法称作“竹报平安”。但深究徐悲鸿这段时间的私人生活，此作绘竹鸡，应更有深意。

1936年春天，因蒋碧薇的干涉，孙多慈致函徐悲鸿称，暑假后她将要出去自己奋斗，字里行间颇有从此诀别的意味。徐悲鸿随即绘一幅《竹石图》，题“一卷石，数竿竹。无他求，志已足。”言语凄然，远赴广西也与之相关。同年9月19日(阴历八月初四)，得孙多慈寄红豆一枚，而未着一字，甚感伤心。因此，在这一时期画雄鸡的作品中，徐悲鸿常题“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句，典出《诗经·郑风·风雨》，意为怀念远人。而写其回首状，则是为“侧身长顾求其群”。

重阳，自古就是登高怀远的节日，雄鸡长顾，风竹摇曳，寄意何在，自然无须多言。在徐悲鸿多程式化且深具战斗意义的雄鸡中，偶有抒怀写意之作，且气息自然生动，实属难得，不失为他此类题材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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