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怪人选历来说法不一，合计远超八人之多，近今画史更倾向于将清朝中期活动于扬州、风格悖逆正统并为市场追慕的一批画家统称为扬州画派。这些人因笔墨奇卓、思想锋锐而为时代反响，风神远及后世，促成了以区域为中心辐射中国书画文明的特定艺术现象。

马和林水墨人物作品《扬州八怪》

“萧萧匹马离都市，锦衣江上寻歌妓。”

康熙五十七年，天子近臣李鱓因个性出挑遭同僚排挤，被迫辞别宫廷，迁居江南，仕途梦断之愤懑化入苦酒，浇注在挚友郑燮的诗里，其中还写道 ：“此中滋味淡如水，未忍明良经贱贫。”

平生苦淡，才雄颇为世所忌，大抵是扬州八怪的共同遭际。这群因各抱新风而聚首画史的艺术人，彼时或罢官去职，或身贫意孤，或厌弃功名，浮生跌宕依旧性情高致，胸怀逸才不自弃，虽多以卖画为生，却能博修养、端人品、彰个性，大都诗文锤炼、刻印精谨、笔意深谋，是以在尺幅之间尤可见古拙如金农，奇诡如黄慎，俊巧如郑燮，浑转如李鱓，朴厚如高翔，简涩如汪士慎，洋洒如高凤翰，张弛如李方膺，幽幻如罗聘，清透如华嵒，波折如闵贞 ；而众家又多能维新求变，开敞画路，精进以成灵动技法、曲折况味，才貌风华不一而足。

是时，维扬乃富甲东南之地，交通便利，商贾往返，集散频密，经济之兴隆遂成文化之繁盛，恰如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言：“广陵为天下之大逆旅，凡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广陵，盖如百工之居肆焉。”

此语正道出了扬州艺术市场的活跃势态，置业其中的画家有机会谋得相对可观的营生。世称“三绝诗书画”的郑燮曾在题识中直言，好的年头他的书画收入大约有一千两银款，这与一个官衙知县的年收入相当。而据他公示的润格，一副中等尺寸挂轴标价四两银，可想欲达千两收入，一年须制作并卖出 250幅作品，不可不谓勤勉至极。实际上，这也是诸多画家谋生扬州的现实处境，高产如八怪绝不仅仅是因为命运多舛、抑愤总待笔墨宣遣，更多的是因为当地市场竞争激烈，如《扬州画舫录》载“具名气者达一百数十人之多”，靠卖画糊养生计实属不易。业务重压之下，一些人不得不雇请帮手，例如金农，他曾嘉赞高徒项均深得其画梅真髓，有时便请他代笔以应各方需求。再如黄慎，为生活奔走之际，身边总有几个善画的门人相佐。

尽管如此，对于身阶不高的职业画家，充分的市场化经营确凿支撑了他们创作的独立性，使其不必像前代同行那样仰仗少数顾主供养，无须勉强应付官场里复杂的书画人际，从而跳脱对私人趣味的被动迎奉，将个性奇才、新法异趣交与更为开放、平等、多元的市场检验。——显然，八怪取得了堪称广义的市场成功 ：在当时，他们声名远播，文人名士、公卿富贾、画工艺匠竞相追捧之，效仿之，李鱓、李方膺、高凤翰、郑燮、金农、罗聘等人都颇为天子青睐，作品甚至写入官方著录；在后世，他们影响旷远，世界各地的公私收藏、拍卖交易广泛典藏、流通其作品，感召之大无可计量。

品鉴八怪传世之作，写意居多，工致也不少见，虽被称道是八大和徐渭的直接继承者，实则每个人都有鲜明法度，有差异化的传承和突破。画史至少明确记载了汪士慎、李鱓、黄慎等人由工入写、由细笔入挥毫的变局，郑燮更是论断了工写的依存关系，谓之“必极工而能后写”，亦即说，画者须通达规矩，出入自由，方能挥洒酣畅，脱尽旧习。这一点在罗聘和华嵒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后者开创了一种兼工带写的画风，在泼墨大写意和工笔重彩之间寻得微妙平衡，既文雅又不疏生，正切中新兴市民阶层的品味变化，对此金农予评“清而不媚，恍闻幽香散空谷之中。”

实际上，扬州八怪之所以被历史深刻记忆，并非单纯基于某方面的超然异俗，而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画的整体脉络中确立了属于其个性的、具有发散力量的艺术形态和方法系统。他们各逞其能发掘笔墨力量，将花鸟画、人物画及诗书印结合体提升到了一个蕴藉更为丰满、层次更为叠嶂的新奇格局。特别是对花鸟画，他们着重锤炼明清以降“以书入画”的结构性改造，将花鸟画的形式探索接入书法创作的美学路径，使其在运笔、用墨、结构安排、章法布局、风骨韵致等方面一一与书法有了共通，因之竹、梅、松等枝节物象每每进入他们法眼，非只为借喻品操，更多是张扬骨法，实验新的可能。在这条探索 路 上， 八 怪 中 尤 以 金 农、 黄 慎、 汪 士 慎 分 别 对 金 石、 草 书、八分书等类型元素在画面的创造性运用，终成惊世骇俗之艺。

在中国书画的发展源流中，扬州八怪以其通今变古的心智和笔墨，上衔魏晋风度，重申师造化、弘气韵之大统，下启晚清至近代芸芸新风，受益诸家包括赵之谦、吴昌硕、任伯年、王雪涛、唐云、陈师曾、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等熠熠名流。当“国画正宗”陷入泥古僵局之时，八怪另辟新界，诉求画艺更生，成就皆为斐然，至今已成世界性影响。在精神层面，八怪接踏地气，了悟生命苦难，在浓重的现世情怀中阐发幽微，警寓时人，开蒙后代。他们的画家生涯是具体而宏远的历史存在，对生息不绝的中国书画而言，他们是永不过时的、可以反复丈量文明程度的标尺。由此我们对八怪记忆恒久，赏识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