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知名文物大家、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以“欧斋墨缘——故宫藏萧山朱氏碑帖特展”和《欧斋墨缘——故宫藏萧山朱氏碑帖特集》、《宋拓九成宫醴泉铭》、《萧山朱氏旧藏目录》三种出版物作为纪念。

朱家溍先生的父亲朱文钧（字翼盦），清光绪年间公派英国留学，辛亥革命后任财政部参事、盐务署署长。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为专门委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文物鉴赏、收藏大家，他以三十年之力搜集汉唐碑版七百余种。遵照其遗愿，他的碑帖藏品由其夫人带领子女于1952年捐赠国家。

回忆自己的父亲与这次“欧斋墨缘”大展的缘起，朱家溍先生的女儿朱传荣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访谈时说道，父亲一生“把自己的心供得高高的”，在自己的大家庭中“有那么一种一脉相传的东西，自爱，自立，爱国，以求知为乐趣，不慕虚荣。”

北京故宫的碑帖收藏共29715件，其中朱氏捐赠1070件，约占3.6%，但在故宫碑帖全部一级品当中，来自朱氏捐赠即有56件，占总数的27.6%，即四分之一强。朱氏藏品之珍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浙江萧山，正在举办“百年季黄——纪念朱家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以实物与图片结合的方式介绍朱氏一门捐赠给故乡的精美文物与朱家溍先生的人生经历。

“述而不作”的“欧斋旧藏”展

记者：想请您先介绍一下这次故宫博物院纪念您祖父与父亲的“欧斋墨缘”展览具体有什么特点？

朱传荣：“欧斋旧藏”碑帖有两个特点，碑帖名碑名帖多，经历金石名家递藏题跋多。这次在故宫的展览可以看到真实的“欧斋旧藏”碑帖实物，总归是不一样的。由于展览展位有限，展出的碑帖一般是打开一两开，展开最多的也就是《九成宫醴泉铭》（宋拓本）。（展厅所在地）故宫延禧宫本身是比较小的，但是备选的121件碑帖都可以展示，而且凡是有题跋的，也可以详细呈现。

这一次从展览到目录、编排，都是采取“述而不作”的原则，策展人是想让前人文献和记录“说话”。比如展览前言也不用一贯展览的前言，而用原来启功给“欧斋”题跋写的序，当时启功还是用旧文体写序，这非常合适。

但在展览的整体面貌设计上，我们考虑过多次。比如，故宫的大部分同事或者年轻人知道朱家溍这个人，但问题是这些展品与朱家溍有什么关系？

似乎除了他是捐赠者之一，好像这个展览中大部分是说我祖父的，所以后来想的就是把父亲自己拍的照片放在展览中。照片的说明，都是我来做的编辑，用的则是“述而不作”的方式，图片说明都用的是我父亲著述中论到陈设、家具等的文字，还引了王世襄先生论萧山朱氏旧藏家具的文字。也是希望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把我父亲和这个展览联系起来，他以这种方式来“进入”展览。

其实这也都是他这一生从事博物馆工作的心得和体会，说到底，所有心得都属于一种审美系统。比如说风景的摄影、家人的摄影、静物的摄影，另外就是在室内陈设上，各种东西在陈设布展上怎样达到一个均衡又能有所彰显。比如让观众知道这一处是书房，这一处又是金石碑帖，各种特点怎么在陈设上有所体现，这里面都颇费匠心。

记者：您父亲在文物研究中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朱传荣：他这个人做文物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他是在传统文化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但他并不受传统的限制。他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尊重人之常情。在工作当中这是几项原则！比如说“好看不好看”这也是人之常情。而且在对待皇帝的特殊生活环境，他的态度也并不是认为皇家的东西只能说好。我觉得现在故宫作为一个皇家遗址博物馆来说还欠缺这样一种风尚，其实现在的故宫是一个既不代表皇家，也不代表太监和宫女家的博物馆了。

记者：中华书局今年出版了他的《故宫之美》，比如他对故宫研究者如何看？

朱传荣：我父亲认为，对于故宫，作为一位研究者或历史工作者，要抽身出来去看待：比如它是繁冗的还是繁琐的，它是表现丰美还是只表现了繁琐，这两个是有区别的，要有评论，而不是一味的说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比他的同时代人有所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这要给我们现在的同事，要给我们故宫的同事在学术上提供一些参照。就是说人要知好坏，能辨美丑，这个很重要，博物馆就是提供这些判断的地方。

像清代的家具，从康熙的时代他就在《庭训格言》中要求不要学汉人那种风气，比如不允许一个暖房里面非常曲折。但是其实在后代还有不少这样的。其实我一直建议专业工作者把这类内容挑出来批评一下。不要光说好的，应当客观平静地把一些有问题的地方提出来。

记者：具体到你父亲研究文物的方法和眼光是怎样的？他怎么看待文物鉴定工作？

朱传荣：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不迷信前人的说法，尊重事实，他分析碑帖鉴定举例的内容，听了以后会觉得讲得非常清楚。比如说这一次在展厅中看北宋和南宋的两本“九成宫”拓本，其实那个差的（南宋版）猛一看起来品相好，另一个（欧斋藏北宋版）纸也差，拓工也差，就显得粗糙。南宋的装饰过，旁边有小字注释等都看得出修过，有时候拓的人由于爱好，由于利益，由于在同辈中想博得赞美，都会这样做。

对于鉴定，父亲还多次说，鉴定的“定”该用订正的“订”，考订的“订”。他说这是一个不断丰富物证的过程，可能我这个时代已经做全了，但是可能以后会有新的物证出现，而且在我以后，可能会有人比我的视角更开阔。所以不能一锤定音，不应用“定”，这是一个反复修订的过程。

记者：你觉得他们老一辈文物大家对当代文物工作者的启发有哪些？

朱传荣：我觉得就是这一字之差（鉴定的“定”该用订正的“订”）就很厉害。

记者：确实很有道理。您父亲有没有文章提到过这样的辨析？

朱传荣：恐怕还真没有，他自己的东西发到报上都被别人改过来了（“鉴订”被改为“鉴定”），改过多次，最后他都懒得再纠正了。1995年就开始说这个问题，做第一次欧斋捐赠碑帖展览的时候就谈到。

我非常认同这个看法，我觉得文物工作要客观，尊重事实。因为谁也不能说自己没有错，说有容易说无难。对立的双方都是言之凿凿的，其实有些公案就是公案。

记者：“鉴订”比“鉴定”更接近客观，朱老的风格也可见出。另外，这次“欧斋墨缘”是第几次展览？

朱传荣：是第三次，第一次是１９９５年。故宫举办“朱翼盦先生捐赠碑帖精品展”，这是欧斋碑帖自１９５４年进入故宫文物库房之后的第一次展览，也是生于１９５７年的我第一次与欧斋所藏见面。当时开幕时候，父亲与两位伯父都很高兴，带我们站成一排合影。祖父购买《九成宫醴泉铭》是１９３２年，当年有个姐姐出生，祖父在她名字裏嵌了一个醴字做纪念，这个姐姐看见展柜中的拓本特别高兴，说：“跟我的魂合个影。”那天的场景我一直记得。上一辈人谈论展览的话我当时还不能听得明白，看见长辈高兴我也高兴，有点像小孩过年。这次的策展人是对碑帖特别热爱的，所以有热爱就会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研究。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正派正直

记者：谈到你父亲，回看他的一生，你觉得他最大的精神财富是什么？

朱传荣：回看他的一生，我觉得艰苦环境等很难干扰到他的内心的。他的内心里有关于审美、乐天、大自然等等。用我母亲的话，“他把自己的心供得高高的”，所以我觉得人得自爱。要是看着别人往东去了，你立刻就往东追，看到又有一批人往西去了，又往西，其实都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所以对自己有了解，有尊重，有爱，你自己尊重自己，别人才能尊重你。

我自己感觉到有那么一种一脉相传的东西一直在传承。当然一个大家族，有的人出色一点，有的人普通一点，甚至有的人不好，不能说哪一姓会怎么样，但是在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总是有正派、正直，有自爱，有爱国，能追求知识，追求自立，不追慕虚荣。我觉得这一代一代的传承很重要。

记者：是的，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中国文化中总是有一些东西会一脉相承的。具体到言传身教，在你印象中，你父亲平时是怎样一个性格脾气？

朱传荣：脾气好极了，不发火。他平常会说我们：“歹话都可以好说，更何况好话。”他最不赞成我们有时出于好意或者自己原谅自己——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包括在亲友之间说话过于凌厉和直接——他不会这样。他会非常温和。在父亲过世之后，我一方面是非常想他，一方面也处处感觉到仍然可以与他交谈一样。我自己在做《明清室内陈设》这本书的时候，当时选了很多图插进去，但是给这些图配图说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符合他的意思，这才是我正经读他所著的《退食录》的开始。现在我们这一辈人在研究时感觉到问题，忽然想当时怎么没问父辈，其实当时就是自然地觉得我们不用管这个，比如碑帖什么的都是他们长辈负责研究，而与我们没关系。总觉得他们负责知道那些事情，我们负责当孩子。

我今年这一年编了欧斋展览图录，还编了一本《萧山旧藏目录》。然后是在杂志上写文章，这是今年要求我做的事情，在杂志上写文章最容易，因为杂志是多种面貌，多种语言，多种声音。后来又给这两本书写一个编辑说明或者后记，就觉得特别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而这个特别难之后，实际上展览图录是最后完成的，直到九月份才写完的，就是写不出来。想写的事情很多，但还是觉得无从下笔，因为我不能从专业上谈，不是我的专业。我又不能光从我自己家庭上谈，所以最后实际上是我自己反反复复读他们的东西。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大自然的生老病死也没有关系，原来父母在的时候，也不可能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不停录音录像，都录出来其实也不会听不会看，现在我发现自己只要用心去读，读第五遍和第一遍看到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我跟我姐他们说，“其实最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个时候突然就看到了二伯父执笔的，用的他在《欧斋石墨题跋》第一次出版时候的一句话，他说那一年正好是他们的父亲、我的祖父一百年，那句话是：“现在能把它印出来，先人对于今时的心血也不算白费。”我觉得这句话也正是我执着了半天、纠结了半天想说的意思。所以通过反反复复的艰苦过程，其实是读懂了很多眼睛看过却没看见的东西。

人生能和父母交集的时间是有限的，但如果你有心关注他们的为人做事，其实已经有了那么多文字，已经足够学的了。

我觉得自己既幸运又幸福，父母、长辈故去了以后，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他们交流。

记者：他于戏剧的爱好影响到你吗？

朱传荣：父亲喜欢戏剧，京剧，昆曲，话剧都在内。虽然父亲喜欢书画戏曲，但他特别突出的一点是，从来不把自己的爱好强加到子女身上。

记者：关于你母亲，她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朱传荣：我母亲是1992年去世的，父亲是2003年去世。他们两个人内心非常像，表现不一样。我母亲语言机智、灵巧、犀利、俏皮等等，一语中的。母亲是显性的，父亲是隐性的。母亲当家，我父亲最大的骄傲就是所有的工资连工资条都交上去。母亲是满蒙人，她所在的部落在外蒙古，她父亲是蒙族，母亲是满族。家里面妈妈比较严厉，爸爸当好人的。

记者：从父母的口中，你的祖父朱翼盦先生是怎样的印象？

朱传荣：我祖父名文钧，字幼平，号翼盦。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十三日，卒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五月十九日。祖父学问渊博，鉴别谨严。所藏法书、名画、铜、瓷、玉、古傢俱、古籍善本等无一不精。祖父爱交朋友，对不同行业的朋友都很好，也是一个讲话机智幽默的人。他爱给人起外号，这都是在亲戚朋友家很出名的，有一张老照片刊发有当时琉璃厂古董经营者与他的合影，当时祖父50岁，我的舅爷爷也是五十岁。他们俩是同年，但是他稍小一点。祖父的岳父就是一个非常喜欢碑帖的人。舅爷很传奇，他自己也是留学英国的。这次接触到很多祖父的题跋，我觉得父亲在博物馆工作中求实科学的态度从爷爷那就是这样的——他这个人在政治上、仕途上起伏很大，他对于在墓志铭、碑文当中使用的老词汇也总是写出一条条相关的注释，这在那个时代，或者在清晚期不是人人都这样的。我觉得这是科学昌明带给他们的影响。秦明写过朱翼盦先生碑帖当中的兰亭部分，他收了不少兰亭，说是他喜欢而没有陷进去，因为他自己曾经在多个题跋中就说“兰亭”版本纷乱极了，他没有精力用在这上面。因为翻刻是一个流行的做法，在这上面投入太大的精力其实是没用的。所以现在我们见面经常开玩笑，用我爷爷的话“如暗中摸索，终隔一层”。就是很多事情你不亲自去体会，就看不出来高下。所以，这也回答了鉴订一定要看得多，眼界广，要看足够多好的、正确的东西，又要看那些坏的东西。

我祖父在当时的古董圈子里朋友多，为什么他们有帮我祖父做生日这样的举动，是因为我祖父口碑好、人缘好。

比如后来我们家有一件书法《蔡襄自书诗》曾经丢过，祖父当时得了这一书法以后，连续有朋友来讲这个怎么怎么好，结果当时有一个男佣人，他可能是给祖父拿这些东西的，就偷走了，拿到了一个平时不跟我们家交买卖的铺子里，但是那个人一看就知道是我祖父的，说你这个东西顶多给你600块，不然就打电话报警，他这时候就打电话给跟我们家交买卖的赶快通知我祖父。

我祖父对书家的脉络梳理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也批评自己，中间走过弯路，因为民国时期墓志铭出土的很多，所以流行写墓碑特别多，他也是，后来他自己反思感慨，就特别在欧书上用功。今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故宫藏美》里面补了几篇我父亲的文章，其中第一篇就是关于碑帖的，他说的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风，不是说谁去学谁，那个时候流行的会有影响。还说到字体的变化，就是为了简便。我原来还真是没有看到别人这样讲，这就是从人之常情考虑。他说边关的小官小吏，谁耐烦给你写篆字去，这就是隶书流行起来的原因，再往后草书、楷书流行，原因也是使用方便。

记者：关于捐出碑帖一事，您祖父在解放前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就有个约定，说终究会捐，那么在1950年代初朱家兄弟捐献的时候是真正完成你祖父的愿望了？

朱传荣：是祖父与马衡院长有约在先，祖母和我父亲兄弟四人践约在后，以免流散。１９５２年，我父亲兄弟四人，朱家济、朱家濂、朱家源、朱家溍，在祖母率领下以欧斋所藏全部碑帖捐赠国家，以践祖父与马院长之约。这７００余种碑帖于１９５４年正式入藏故宫博物院，成为故宫博物院碑帖藏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文/顾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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