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您翻译著作或者挑选美术史家的标准是什么？

S:主要标准有两个，第一是考量其在整个美术史学科中的地位，若是公认的经典著作或是对美术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美术史家，就会成为我翻译的首选;第二是考虑美术史家或其著作的方法，对于中国的美术史研究是否具有借鉴意义。有些书内容上属西方美术史的范畴，但是如果运用的方法具有新意和创造性，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也会成为我的选择。这样，对于一个翻译学者而言，就涉及到目录学的问题。

我国的外国美术研究，过去也有不少翻译，但可能对目录学的重视程度不够，以致分不清书籍的分量和地位，翻译了许多不太重要的书，或者太多通史和介绍性的书。目录学不但要求研究者长期地进行研究，建立起整个书目的大框架，还要求向专家和名师请教，特别是了解那些非读不可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这是目录学的根本问题，过去却被很多学者忽视。因此，翻译的第一问题就是目录学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译文的质量以及翻译的方法等等还是其次的问题。

去年Thames & Hudson 公司出版了一本美术史入门经典导读类的书《艺术史的形状》(Books that Shaped Art History)，直译的话是《那些塑造了艺术史形状的著作》，介绍了西方美术史上16位重要的美术史家及其代表作。其中只有6部有中译本，范景中老师翻译了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我和我的团队翻译了罗杰•弗莱、格林伯格、罗莎琳•克劳斯和T•J•克拉克。虽说那本书的选目并不是唯一的标准，但它多少说明了，我国学者对西方艺术史的文献目录学，熟悉程度还不够，以致翻译了那么多书，却只有少量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

Q：著作翻译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问题，如何解决？

S：困难和问题肯定很多，不仅仅是有没有的问题。有的困难或问题是语言方面的，这就要向语言专家请教。比如那本书是英文著作，我不是学英语出身的专家，我要去向那些英语老师、英语好的专家请教。如果我译的是一本德文的书，那么，我也不是德文的专家，所以我遇到的一些语言方面的问题要向德语的专家、老师请教，才能帮助解决问题。这是语言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类问题是专业上的问题，专业上的问题也非常多，比如我昨天讲到的T•J•克拉克，他的艺术社会史的方法，对传统的社会史进行了很大的改善，而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或几乎没有。所以这个专业上的问题要解决，就更麻烦一些。你要请教的是一些国外的专家，包括作者本人。还有就是自行做深入的拓展性研究。

翻译T•J•克拉克的《现代生活的画像》时，我们是两人翻译，一人校对。三人花了四年时间才把它译成中文。而我一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有两年是在翻译和校对，还有半年其实是在写译后记。译后记大概四万字，其实是四篇研究性论文。写作译后记的整个过程是深入地去领会原著，然后梳理它、吃透它，把它变成我完全能理解的、我的知识的一部分的过程。所以它不是单纯的译后记，它也是一个研究过程。这个研究过程倒过来也可以帮助我翻译。也就是说，通过拓展性研究，通过研究T•J•克拉克的其他著作，通过研究西方其他学者研究T•J•克拉克的著作和论文，在我较为深入地理解了克拉克之后，再回过头去，重新校对我前面已经译好和校好的文字。这样，研究和翻译就成为一个不断深入和反复的过程，它不是一次性可以完成的。

Q：您的话概括来说可以理解为：通过不断地深入和反复去了解、进入著作的语境吗？

S：对，没错。然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原作。

Q：那么，如果是在国内研究西方美术史，会不会因为语境的不同产生更多的障碍？

S：是的。首先你得去他们的博物馆，你要看那么多画，那么多作品，要耗费很多精力、时间、财力，这都不是我们一个普通学者能够轻易做到的。特别对于学生而言，如果要学习外国美术史，仅仅是去博物馆参观考察就要花好多钱。如果你的家境比较富裕，每年可以利用暑假时间去，比如欧洲，待两个月，把主要的博物馆，主要的作品，好好地过一遍。至少先看一看，还谈不上研究，研究的话要反反复复地看，反反复复比较、思考。这对于我们来说，还比较艰苦，条件有限。我们只能逐渐创造条件。

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跟国外交流越来越频繁，情况会比过去好一点，但是研究外国美术史，要对外国美术史做出原创性贡献，还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的建议还是，我们通过学习外国美术史，来提高我们对整个美术史的理解的水平，来拓展我们的视野，然后来促进我们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或者中外美术交流史的研究。再抽象一点，中外美术史的比较方面的研究。

Q：那怎么理解现在中国美术史的很多研究也在国外进行的现象呢？

S：过去国外有一些汉学家，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称为“sinology”。如果是研究现当代的中国，他们有一个学科，称之为“China studies”，中国研究。其实这两门学问是相关的，他们的sinology研究古代， China studies研究中国的现当代。其中有一部分研究中国美术史，做出了一些不错的成就，这当中也包括一部分华裔的美术史家。比如方闻教授，他是中国人，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教育后，长期担任教授，对中国美术史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然还有一些是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美术史研究也做出了一些贡献。此中有多种原因吧，一个可能是因为,有大量的中国文物在国外，他们有接触这些实物的机会;还有一点，他们学习美术史，接受西方美术史的基本训练，在方法上，例如在形式分析、图像学、新美术史以及视觉文化研究方面，有优势。这样一来，他们能够对中国美术史研究做出贡献，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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