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游女几山图轴

款鹤图卷

杏花草堂图轴

【吾艺网11月25日讯】由苏州博物馆举办的“六如真如——吴门画派之唐寅特展”将于12月9日拉开帷幕。这次特展荟萃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沈阳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上海、南京、天津等12家博物院(馆)收藏的48件唐寅珍品，为苏州观众全面鉴赏唐寅真迹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明代中叶，唐寅和沈周、文徵明、仇英四人并称为吴门四家(又称明四家)。这四人的艺术才华及成就各有千秋，皆在中国文化史和绘画史上占据着显赫地位。然而，四人中惟有唐寅，上自帝王官僚，下至平民百姓，雅如文人学士，俗至贩夫歌女，皆通晓其名，享有名传万口“一代才子”的美誉。

唐寅之所以能在画坛名垂后世，在于他既擅长山水、仕女，又善写意花鸟，还工于书法，常自作题画诗以点明画面主题或寄寓思想情感。题诗大量采用俚语，诗风意趣清新、真切平易、不拘成法，与书、画相辅相成。从他的山水画和人物画中，人们可以品味出其内心的孤愤及对情感世界的探索和寻觅。他横溢的才气造就了高妙的画艺，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传世之作。

在山水画风格上，唐寅与沈周、文徵明的区别十分明显。他早年师从周臣。周臣是一位功力深厚，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的职业画家，主要继承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的笔墨和造型方法。唐寅的绘画在继承周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掌握了精确的造型能力和表现思想情感的技巧，并根据自身气质加以改造。之后，唐寅又向沈周学习，深谙元画精髓，笔法细秀温润，将南宋院体画法从内容到笔墨都巧妙地融入了文人画的意趣。兼之，他曾壮游名山、胸藏万卷，能赋予不同时期的作品以不同风采，因此很快青出于蓝自成一家，在吴门画坛上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老师周臣。例如，他的《山路松声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面层峦兀起、飞瀑清溪、长松板桥，有士大夫携童赏景。其画法明显从宋代李唐画法变化而来，意境优美引人入胜。画上“试从静里闲倾耳，便觉冲然道气生”的题诗，更是把人引向深奥的哲思中。又如，他中年的佳作《农训图》(苏州博物馆藏)在笔触运用上，南宋院体笔法的影子若隐若现，构图则展现了元画潇洒清逸的特征，章法与沈周、文徵明有同工异曲之妙。宋元两种画风在该画中得到了和谐的运用，而题画诗则用褒字贬写，耐人寻味。再如，《西洲话旧图》(上海博物馆藏)在画法上融宋、元于一体，以水墨画出湖石杂树，茅屋中友人攀谈，且题诗：“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信腰间没酒钱。书本自惭称学者，众人疑道是神仙。些须作得功夫处，不损胸前一片天”，这也正是画家内心真实的写照。

唐寅的人物画除了表现文人雅士外，仕女题材的作品占很大比重。这些仕女画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采取了盛行于宫廷中的工笔重设色的画法，色调浓丽、线条工稳，并根据不同着装与衣服质地施以色彩，明显继承了院体人物画的传统，但又不墨守成规，显示出用笔上的放松洒脱。如，《王蜀宫伎图》表现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的四个宫女，她们身着道衣，头戴莲花冠，姿容秀丽，面部作“三白”赋色，笔墨十分精工严谨，是其仕女画中的传世之作。另一类是全图水墨写意。如，《秋风纨扇图》(上海博物馆藏)以白描手法绘一女子面露悲戚之情执纨扇临风而立，唐寅以画中美人自况，以题诗“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借题发挥，讽刺世态炎凉的社会风气，其思想超越了前人作品中借纨扇隐喻妇女遭遗弃的“宫怨”范畴。另，题诗下方还有一篆书朱文方印刻道：“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人场”，更是表露了他充满无奈和苦涩的心态。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书画艺术流派纷呈，画派众多，吴门四家有别于其它画派的一个显著特点也许是“和而不同”。后人之所以将沈、文、唐、仇四人并称，在于一是他们生活在同一地区，属于同一时代，彼此又存在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一定的文人群落。二是他们都继承了传统文人画注重笔墨情趣、追求天然的特点，并且向进一步张扬个性的水墨写意发展。三是他们都对宋元以来不同的画派传统和风格持兼容态度，且以各自杰出、独特的艺术成就对中国书画的发展作出继往开来的贡献。就相异处而论，他们的绘画风格和艺术诉求各不相同，沈周的画风源于五代南唐董源、巨然和元代诸家一脉；文徵明师从沈周，重在继承元画传统，把中国文人画推向了新的高峰；唐寅、仇英则接近于院体，唐寅更是推动了精英文化向世俗文化渗透并转化，从而促使了原本并行不悖的院体工细刻画与文人水墨写意日益融合。从这一点来说，称唐寅为吴门画派中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一点都不为过。

唐寅和沈周、文徵明的人生历程及个性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沈周和文徵明两位巨擘较为相似，皆性情澹泊、胸怀旷达，在对自然山水的亲近中找到并实现了自我，过着风雅名士般平静优渥的生活。唐寅则不同，他出身于下层市民，以卖画为生，缺乏宽绰富裕的经济作为支撑，未能真正进入士绅阶层。在遭遇科举案的沉重打击后，他又因误投江西宁王朱宸濠一事遭受了心灵上更大的摧残。不幸的身世使其比沈周、文徵明等人有着更加丰富和激越的情感以及更为充沛、外露的才情，在创作中保持着强烈的个人情绪。这种情绪来自于怀才不遇的苦闷心理，铸就了一种“出入天人之间，为一家学”(祝允明语)的心志。他的《桃花庵歌》 充分表露出了“澹泊自甘，狷介自处”的个人旨趣：“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清史学家钱大昕曾有诗赞道：“土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狂士标格，才子声名。”

唐寅的诗、文、书、画体现了其追求个性自由，崇尚性灵解放，憧憬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以及不屑以至贤为冠冕的教条，憎恶封建纲常吞没个人真性情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对僵化的传统文化模式形成了一定冲击。他自诩“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不拘“礼”的规范，进而有别于其他吴门文人。这就是一个有别于通俗文学中演绎的形象、真实的唐寅！以唐寅为代表的“狂放”之士的出现，显示出了明代中期弘治、正德年间崇尚性灵解放、追求个性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潮已初露端倪。在唐寅之后，李贽、徐渭、汤显祖等人对封建礼教的挑战，更是向封闭僵化的意识形态吹入了一股清新气息。然而，无论是唐寅还是明代中后期其他怀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化人身上的时代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他们有别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未来无限憧憬、充满信心，而是表现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闷。这种矛盾不是新与旧的矛盾，而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地中，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条故道可走：或遁迹山林、寄情山水，或浸迷于道家佛说，觅求精神解脱，在矛盾纠结中自我吞没。唐寅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为明代苏州书画创造了辉煌，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也留给了后世无尽的思索和感叹。

责任编辑：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