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中的概念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你对语言、词汇如此感兴趣，基本上近年来所有的项目都是围绕这个而展开？

徐坦：我对语音特别敏感，从小模仿别人讲话，一直处在非理性的语言关系世界里。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做概念艺术，发展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反概念、感性化的，一个是怎么使用概念的方式。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就是把概念拿到社会实践中去看待。

举例说，五十多岁的人和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提到“社会”这个词，对后者来说，它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对于前者则带有了丰富的经验，但两者没有谁是错的。所以同一个概念有可能是充实的，也可能是贫乏的。

日报：在你的理解中，概念艺术发展到今天是什么样子的？

徐坦：概念艺术到了当代艺术，与人类的历史活动有关，需要我们去研究人们怎样使用概念。我曾经在广东乡下采访一个老头，待了一个月听他讲故事。他从前是农民，后来参军，转业之后经历“文革”，再后来做生意，生意垮了，最终选择走上舞台唱歌谋生。我把他的故事写成一首歌，请他到美术馆来唱，就好像是鲍勃·迪伦那样。这段非常有趣的历史，需要通过语言和概念运作以后才能充分表现。

日报：语言本来就用来沟通信息的，但你研究的是沟通工具本身。如何让大众理解你所做的事情？

徐坦：所以我就跟大众聊天，聊天讲究方式，不把想法灌输给别人，而是听别人讲。在社会植物学这个项目里，我总是下乡跟农民聊天，讲话方式就好像是哲学大师。我还从农村调查里感悟到，每个词在用的时候就已经不一样了。

同时，作为视觉艺术家，我把录制视频作为写作的一部分，称之为“可视性写作”。这些东西成为综合的表现方法，包括在农村里进行的谈话本身是行为艺术，还有录像、笔记。

“艺术应该是对当代文明的反思”

日报：你曾经说过，“艺术作品是河流中的结晶，应该更关注河流而不是结晶。”如何理解这句话？

徐坦：这条河流是没有终点的，很多人拿到投资之后找办法去做，得出一个结果之后工作就终结了，所有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结果——我很怀疑这个。如果生命是河流的话，做每个项目的过程就是其中一段，所以作品可以看做是结晶。结晶不能代表整个项目。我的“关键词项目”持续九年多，没有哪一个可以代表全体。

日报：关于身份，你也曾经表达过“不想成为外人眼中那种奇怪的艺术家，而是成为在研究基础上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两种矛盾的艺术身份对社会分别有怎样的意义？

徐坦：我最近还在想这些事情。艺术家都希望自己获得系统的认可，但这并不是艺术的本意。艺术教育是矛盾的，一方面教你学会了解各种价值标准，一方面告诉你最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在挑战这个系统。那么我到底是跟随还是挑衅呢？很多人的折中方法是：先学会再挑衅。这个社会需要遵循系统的艺术家，因为艺术本来是文化消费品，但艺术家还应该有另一个功能——文明建设。如果仅仅是消费品就做不到后者，如果是做后者那就可能对所有消费品都不满意。在去年之前我还是想做个好艺术家，但今年发现既然我做的很多事都已经不再是艺术家的事儿了，为什么还要强调这个概念。我还在这个系统里面做事，但很多人认为我做的已经不再是艺术了。

日报：只有很少数的当代艺术家能够承担文明建设以及挑战系统的重任。

徐坦：当然这个社会有文化需要，家里的房子需要买幅画来挂，如果街上没有图像、广告那会很荒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艺术应该是对当代文明的反思。

其中一个反思是“知识”。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大，比如有人告诉你昨天见到个天使，正常反应就是做梦、撒谎、疯了。科学是人类在先验框架之下，在人类已有的逻辑、观看、听说基础条件之上做的研究；我们对框架以外的东西是不知道的，但不知道不代表没有。但现在受到科学教育，我们就会认为那些东西是没有的。我尊重科学，但也尊重一个人类经验达不到的地方。而这个先验框架可以被某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突破，体验到什么，我们要尊重这个。其实顶尖的思想家也是这么想的。诸如此类的工作，就是我们艺术家一直要做的。

责任编辑：吾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