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上海人，初中毕业，“法人股大王”，“定向增发大王”，艺术品拍卖市场最大的“大鳄”—如果要找中国最具传奇的人物，刘益谦一定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财富版《上海滩》的故事—1980年，上海“下支角”(即贫民窟)上初二的少年刘益谦，辍学闯社会，做皮包、开出租、炒国库券。1990年，100股豫园股票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凶险莫测、遍地蛮荒的股市找到了乐园，“法人股大王”的身份让他跻身中国顶级富豪。2009年以来，刘益谦以过亿的天价拍下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王羲之《平安帖》、吴彬《十八应真图卷》之后，这个艺术品市场最大的“大鳄”浮出水面。

同时生活在这几个语境之中的刘益谦，常常会不自觉地陷入到某种矛盾之中。当描述在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豪掷千金时，他喜欢用“抢”、“夺”、“横刀夺爱”这样赤裸裸的字眼。身为巨富，他似乎并没有走出早年残酷生存竞争留下的阴影。但他的爽直、朴素，他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又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拜金的基础上的。如果离开拜金的角度，你说我做成什么了?”刘益谦说，“但我生活在一个拜金的时代，我没有选择。虽然我做成了这么多事，也会有成就感，但内心深处我感觉自己一事无成。”

尽管藏有国宝级的艺术珍品，他和夫人王薇在古代书画、现当代油画的收藏已成体系、颇具规模，刘益谦在收藏界始终被归为投资、投机之流，而非收藏家。

“到今天为止，我都很难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刘益谦对《中国企业家》说，“我的血液里面有投机的因子，投机是我的强项。但从收藏角度来说，我也收藏20年了，我对艺术品市场有自己的判断，知道什么东西是值得我珍藏的。你说我是真的投机吗?要是这样我就不会去建美术馆了。”

一些收藏界人士嘲讽，刘益谦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暴殄天物的资本家。“(听到这样的话)感觉耳朵边像飞过一只苍蝇。”刘益谦说，他已经过了介意别人评价的阶段，“否则也不会做这么大。”

“没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没有文化。做收藏首先要战胜的是自我。像买艺术品，首先会碰到的问题是，你如果不够自信的话想都不要想。书都没读几天，敢去买艺术品?你自己会很恐惧。第二个，在买的过程中，会面临一个更恐惧的东西—你不懂真伪。很多有钱人都想做收藏，但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敢进来?他还是战胜不了自己。”

1994年，嘉德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拍卖中，刘益谦凭着在拍卖现场的察言观色、听听现场竞价，就买下了他仅知的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一个作品如果不断地举牌，说明它可能就是真的。”辨别什么人是“托儿”，也不难，“你举一下他举一下，可能是托儿;你举他不举了，那就不是托儿。”刘益谦没有多少知识，但是懂得很多常识，“人犯错常常是因为常识不够”。这些常识，来自于他早年在社会底层创业的经历，“最难做的生意是小生意，”刘益谦说，“10个人中，我知道9个人是怎么想的。”

“这些瞧不起刘益谦的人，除了有文化就什么也没有了。”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说。

刘益谦承认自己不懂艺术品。他最珍爱的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没有放在仓库里(他有七个藏品仓库)，而是放在家里。“我不经常看它。我不懂，看它感觉对它不尊重。如果它有灵气，我看它它还会生气：你都不懂还来看我?”另一方面，刘也承认“花的钱多了，自然就懂了”。他有自己喜欢的画家，一口气买过六七百张画，“凡是他的画看见就买”，但最后只留下一百多张，其它全卖了。“看多了自然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些该留哪些不该留。”

做收藏最讲究机缘。刘益谦与收藏的机缘在于，他这个最初一张画也看不懂的人，竟然敢参与这个深不见底的市场。“这是我感觉自己最牛逼的地方。”刘益谦性格叛逆，喜欢对现有一些东西挑战，“我就非要颠覆它们。”从16岁辍学开始，刘益谦一直在用一种与主流价值逆反的心态，证明自己的强大。

刘益谦在学校就是出名的顽劣少年，他有很强的好胜心，“一般不上课，一上课就像要争什么一样”。初二那年他下决心好好读书，结果校长让他给同年级的800多个学生讲述进步的经验。他还是放弃了读书，觉得“像那样学好了也没用”。到现在，他依然不后悔：“中国的教育太失败了。知识给你的都是确定性的东西，但人要学会的是怎样面对不确定性。”

仅仅刘益谦在股票市场的业绩，就称得上传奇。最早参与股市的那批股民，在股市早期的一次又一次黑幕中被洗刷殆尽。但从买国债、买认股证、买内部职工股、买法人股，到后来参与定向增发，刘益谦没失过一次手。相反，他最大限度地捕捉到了其中近乎完整的暴利空间。“我不喜欢做没有风险的事情。”2000年，他把赌注压在了不能流通的法人股上，“全世界的股票都是流通的，只有中国不是。”但是股票全流通的政策一度被搁置，到2005年才得以实现。现在的刘益谦是多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业务涉及化工、新能源等，他还是两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此外还有规模不小的地产投资。“我从来不把自己局限于只能做什么事。”

有人把刘益谦称为中国的“巴菲特”。“巴菲特在我这个年纪还不如我呢!”草根出身的刘益谦，身上有股特别的傲气。

“这个行业(艺术品市场)我尊重的人不多。”刘益谦说，“尔虞我诈、贪婪、权术，他们玩的东西我十几岁就会了，你说我能尊重他们吗?”

董国强说，刘益谦喜欢什么人或者不喜欢什么人，一眼都能看出来，“他不喜欢的人正面碰上，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每次刘益谦高价拍到珍贵的艺术品，总有人说它是假的。一位著名书画收藏家认为，很多人是因为“嫉妒”才这么说。“毛毛(刘的小名)很率真，我宁可跟他这样的粗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跟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打交道。”

“我们的优势就是有钱。”在2009年的一次艺术品论坛上，刘益谦这样总结。他并不是在炫富，而是表白怎样在这个复杂的市场扬长避短。而在标榜高尚的艺术圈子，这就是最形象的暴发户了。在刘益谦看来，这个圈子标榜高尚的人基本都是在“装”：“为了几万块钱吵架，文绉绉地吵，写文章吵。”

但他也没办法描述为什么自己那样做就是正确的。他认定“贵的艺术品会越来越贵”，就像巴菲特认定的“价值投资理论”一样，听上去非常简单，但把它变成实践哲学的却没有几个人。

“横刀夺爱总体上是正确的。关键你夺来的是不是值得爱?一件不好的东西乱抢，抢了半天有什么用呢?”刘益谦说。在描述哪件宝贝是从谁手中“抢”来的，他总是兴致勃勃。“宋徽宗那张画，半夜两点多，有个人跟我斗智斗勇，举牌了45分钟。中间我出去抽了三支烟，我跟那个拍卖师说他加一口你给我加一口，最后拍下来6000多万。”

他不加掩饰的语言常常授人以柄，但事实常常证明他是正确的。“1997年，我从香港200万买了一幅画，人家都说我是疯子，一百年也解不了套。但是现在，价格已经翻了几十倍。”

他对自己的评价常常是矛盾的。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品市场，刘益谦“感觉自己进退自如”：“相对来说没怎么走过弯路，几乎没上过什么当，更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但他也这样评价自己：“我(收藏)是瞎弄的”，“我不懂艺术品”等等。“他买的都是真迹，他要是不懂，谁懂?”一位业界人士说。做收藏能够给他带来成就感，这些年虽然认可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他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的认可都是因为钱。”

对于金钱，刘益谦已经“比二三十岁时淡泊了很多”。他体会到了“被财富绑架”的滋味：他无法和女儿一起去南极度假，因为需要22天的时间，“不知道需要做多少决策”。即便富有如是，他还是会频繁出差，到处“捞钱”。“很多企业家，包括我，都不知道逐利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只把刘益谦理解为一个肤浅的拜金主义者，显然过于武断。从草根到巨富的成功历程，让他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他不随波逐流，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做收藏)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我自己的想法做的。至于我能做成什么样?我努力做了就行。”刘益谦没打算把谁作为榜样，“那样很俗，也不符合我的个性。”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内心要很健康”，他希望来生可以做一个“两袖清风”的学者，“不要误人子弟”。

他对自己的几个孩子很满意，他们都“善良、朴实，没有富二代的习气”。

他每年都会向一些慈善组织捐款。“郭美美事件”后，他开始捐给一些信得过的民间慈善组织。他不愿在媒体上讲述行善的经历，“这个社会捐钱都像陈光标(微博)一样就不要捐了。”

出生在1963年的刘益谦，是他那一代人中的异类。他极端地依靠自己、相信自己，肆意生长、野蛮生长，从来没有经由过组织把自己的能量最大化。即便现在百亿身家，他位于黄浦江畔的新理益办公室也只有二十多人，2000年成立时只有四个人。他和夫人庞大的收藏，也仅仅是两人自己打理。

他也是上海人中的异类，喜欢吃辣椒，性情爽直，但他是“上海人精中的人精”。刘益谦承认自己的双重性格，“我有天马行空的一面，也有八面玲珑的一面，我是针对事情采取不同的方式，但骨子里我不是这样的。”

2012年，对刘益谦来说最大的一件事情，应当是浦东“龙的美术馆”即将落成开放。2013年，浦西的另一个美术馆也即将开放。“我跟我太太不一样，为了理想做这个美术馆。她现在很发烧，我已经过了理想化的阶段了。”

责任编辑：吾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