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作者：孙机 版本：中华书局2014年7月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作者：孙机 版本：中华书局2014年7月
孙机手绘图，汉代长辕犁复原图；五台山唐佛光寺东大殿剖面图；山西平顺淳化寺大殿梁头挑檐（由上至下）。
孙机，文物专家、考古学家。1929年9月28日生于山东青岛。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9年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83年被评为副研究馆员，1986年评为研究馆员。著有《仰观集》、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等，新作《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于201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致敬辞】
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是几千年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时间的长河冲刷人们的记忆，传统的断裂更加大了古今的距离。从农业工具到膳食，从服装到建筑家具，从交通工具到玉器瓷器……这些物质所潜藏的历史信息，沉没在古老的典籍里，悄无声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机先生，集数十年学术积淀，历数这些物质身上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变迁。他的解说，让古人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现场逐渐清晰，在古代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被淡忘和忽视的部分，也因此得到了填补。孙机的埋首著述，为读者搭建了一座通往古代的桥梁。经由这一通道，物质不再是博物馆的陈列和书籍中的图录，而是过往时空里的鲜活再现。
文明的复兴需要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文化遗产的清理和体认是我们出发的起点。它不仅是立足现代面对过去，更是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此，我们致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沈从文是入行“导师”
新京报：2014年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中引了一段你回忆沈从文先生的文字，讲到你做古舆服研究的缘起，这段经历怎么促成后来你到博物馆的研究工作的呢？
孙机：博物馆是个出杂家的地方，比方做文物鉴定，你早晨拿来一个东西可能是商朝的青铜器，到了下午让你鉴定清朝一个什么画。博物馆、博物馆，它有个“博”字，就是说你在博物馆工作，你就知道这一点不行，你得各方面都接触一点，当然这个接触倒不一定说你各方面都是百科全书，但是你得知道的面宽一点，否则在博物馆工作起来就很困难。我在博物馆主要是搞历史时期，历史时期各个方面很多，现在不是说服装史嘛，这个就是沈从文先生带我入的门。
新京报：能否具体谈谈这段经历？
孙机：刚解放的时候，我在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文艺科工作，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之前，我们去做筹备工作，说来好笑，当时在横幅上写仿宋体大标语，那还是个技术，我能写，我就成了技术人员了，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了。我们办公的地点就是天安门进去两边的房子，这个房子叫“朝房”，当时官员上朝之前先在这儿等着，等于是接待室。当时沈从文先生是在历史博物馆，办公室也是这两溜儿朝房，我的办公室跟沈先生办公室就是隔壁，但是我们是走文化宫这个门，他们是走天安门这个门。朝房有很宽的廊子，廊子里摆着藤椅什么的，可以坐着聊天，我从窗户上一伸出头来就能跟他聊天，有的时候就翻窗而出，以后跟沈先生就很熟了。
新京报：后来怎么来到的国博呢？
孙机：我们这个文艺科是搞工人业余文艺活动，当时叫集体舞，大家拉着手，嗖啦嗖啦哆啦哆，时间一长就觉得这个工作好像是没事做，整天都是这么玩儿玩儿，我就想念书了，到了1955年我就到北京大学了。毕业以后在北京大学待了一些年，之后工作调动就到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后来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两个馆合并了，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
认出了至今唯一的陆羽像
新京报：博物馆做研究的特点是什么？
孙机：博物馆本身特别杂乱，什么事你都得做，这样就给你养成了一个习惯——不是在小范围里边，好像能够更宽一点地去阅读。比方说我们鉴定文物，一个你要看文物真假，我们馆现在国家调拨的东西很少，因为你从外省市把人家好东西调来那是很困难的，社会捐赠在咱们国家还没有形成风气，不能作为主要的文物来源，所以还得买，买的话得鉴定，买来个假的白花人民的钱那不成。另外一个东西看多了以后，你就希望认出一些过去没有被认识的东西。
新京报：比如说？
孙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河北的唐县出了一批茶具，有烧茶的风炉、有茶瓶、茶臼等等，其中里头有个小瓷人，这个小瓷人既不是佛像，也不是道士像，也不像儒家的像。后来就在宋朝的文献里边找了七、八条，说当时卖茶的人都供一个茶神陆羽的像，如果生意好，就给陆羽拿茶上供；如果生意不好，就拿开水浇陆羽像的脑袋。根据那么多的宋代文献，这个小瓷人应该是陆羽，后来我们找了北大的、社科院的人来一块鉴定，大家都同意，这就是陆羽像。原来我们馆里做文物登记底册，登记的时候这件东西名字就叫“小石人”，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如果要拿到国外展览有个保险底价，当时保险底价没几个钱。后来鉴定成了陆羽像，而且是目前为止全国唯一的陆羽像，当要再拿到国外去展览，底价就几百倍上去了。在博物馆你什么都得弄，所以有些东西你就能够认出来，这就是你做博物馆工作的长项。
刺鹅锥还原了契丹人的打猎生活
新京报：认一些过去不认识的东西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孙机：比方说在内蒙古发现一个辽代的驸马墓，墓主身上佩戴一个玉把的锥子，玉把很讲究，这锥子跟一个小刀两个放在一起。小刀根据现在蒙古人保留下来的传统就是餐刀，吃饭的时候割肉用的，旁边这个锥子呢，吃饭没听说用锥子的，这是个什么？《文物》杂志当时的编辑就把这稿子给我看了，看了以后我就说这个锥子可是很重要，这是当时辽代的刺鹅锥。
新京报：这是什么？
孙机：这是个专有名词，契丹人是游牧民族，有四时捺钵，“捺钵”是一句契丹语的对音，就是春夏秋冬都要出去打猎，出去打猎的行营跟个行宫差不多，那个地方叫捺钵。
契丹人春天射天鹅，秋天射鹿，冬天钩鱼，比方说松花江都结冰了，在冰上砸开一个大窟窿，鱼在水底下氧气少，你这儿砸个大窟窿它都过来呼吸了，这个时候拿钩子直接把它钩上来。打天鹅怎么打？有个小的鹰，叫海东青，鹰在朝鲜这些地方出，当时女真得给契丹人进贡这个小鹰，因为那时契丹人比他们强大。射天鹅的时候就用小鹰，天鹅原来都在水塘里头，想办法把天鹅轰起来，天鹅跑上来以后，海东青就一下子抓住天鹅的脖子。天鹅飞起来以后翅膀展开、腿展开连前头的头很长的，鹰比它小多了，所以鹰只是抓天鹅的脖子，捣天鹅的头，给它重创，天鹅就落地了。落地时要人过去拿刺鹅锥把天鹅的脑子给弄出来喂鹰，这样鹰也有个奖赏，这个锥子就叫刺鹅锥。
射天鹅有个仪式，如果是头鹅，皇帝会有奖赏。那么这个刺鹅锥就是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贵族身上都配着的，所以通过文物能看到背后的社会生活。我现在八十多了，一辈子做这个事情——希望通过文物去看文物背后的社会生活。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需要广泛阅读一些文献，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
新京报：就是说对文献的熟悉程度要求更高？
孙机：有一些事情比方说大的政治史、经济史，这都是最显著的东西，人们一看就知道，但是有一些边边角角属于社会生活的事情，不是在很显眼的正史记载里面，你得从边边角角多看一些。然后你知道当时它有四时捺钵，四时捺钵它有放海东青抓天鹅这么一个事，再和考古发掘一结合，一看那当然是没跑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一直做的是这样一些工作，通过文物看到它背后的社会生活，这样这件文物本身就活了，就有意思了。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是中国人的骄傲
新京报：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孙机：我们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开始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现在好像就是摆脱不掉一种自卑感，你说这个东西进口的要价底气就足，他就给你多要钱，认为中国的就是不行。实际上在西方的工业革命以前，中国在生产、生活很多领域都是领先世界的，一领先就是几百年、上千年，都是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举个例子，在大海航行这个船要没有舵，那是不能想象的事，舵是中国发明的。在广州出的东汉的船，陶船后面清清楚楚是有舵，这个是公元二世纪，西方当时没有舵，是后边船尾相当于舵这个地方，两边有两只长桨，用这两个长桨来控制航向。舵本身有个力学角度，舵一动船马上就拐弯，用桨那就很麻烦了，一个力矩一个变化。欧洲低地地区(荷兰比利时等国)的水手到了公元十一世纪才开始用舵，跟公元二世纪差了八、九百年。所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应该是中国人的骄傲，这种信念应该促使今天的中国人有信心更好地创造我们自己的新生活。
新京报：但这一块的知识恰恰是我们知识系统里面极其匮乏的。
孙机：所以这个知识我们广大人民应该知道，而且应该进到学校，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了解这些，我们就有了民族信念——就是中国人不会在世界上落后的，我们现在很多问题都在赶上去，这个趋势再加上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这种信念，它会有一种推动的作用。我希望能够通过文物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然后把这些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基本知识介绍给广大读者，让大家知道我们古代有很多的、很好的做法。现在中国人到美国拿绿卡，大家不知道原来唐朝时，中亚人都愿意到中国，唐朝生活好，到了就不想走了。
新京报：当时的生活艺术领域中国有什么弱项呢？
孙机：当然中国古代也有弱项，比方造型艺术，中国就没有古希腊、罗马厉害。你去看古希腊雕塑原作，它的大理石人体你都感觉有弹性，肌肉里头都绷着劲，中国没有这个水平。我书里避免跟人家一个个地互相比较，这个没有必要，但是节骨眼上点两点。西方的情况当然我们学这么多年历史也知道一些，就是它跟咱们不一样。我们现在不非去说它不好，各个民族有长项，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长项，我们知道自己在历史上那么多年一直在领先，增加我们今后的信心。
今天的文物在古代大部分是生活用品
我们现在说的文物，在古代大部分不是生活用品就是生产用品。鼎是煮肉的，簋是盛饭的，尊是盛酒的，它们都是日用品，当然有的日用品本身也是祭祀的礼器，这就是说给它地位提高了，但是它也是从日用品那来的。其他的很多，可能是生产的或者是打仗的武器，都是实用的东西，所以你得了解文物背后的生活。写这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都是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东西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采写/李昶伟 摄影/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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