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力量——中国书法价值时代正在开启
2013年春拍各个拍卖公司“激战”正酣，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三大师的锋芒略见收敛，人们的视线正逐渐向“过云楼”、“南长街54号”、“广韵楼”等书法和古籍善本转移——“书法拍卖大潮” 似乎已经逆向来袭。
“书法和古籍善本怎么可能比画贵？”——这一既成事实也许颠覆了很多人“先知性”的判断，人们早已习惯了生活中的视觉饕餮盛宴，大部分人对一沓沓的手稿与“素颜朝天”的书法中堂确实是难以提起兴致，而正是后者主宰过拍卖场的舞台并触碰了人们对深层次文化菁华的神经。假如“过云楼”、“南长街54号”、“广韵楼”是以数量取胜，那么，2012年匡时秋拍中沈周《行书蜗壳诗》以3047.5万元夺得那一场拍卖的冠军，使书法的价格真正是“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而2013年民国书法家于右任书法专场更是以惊人的100%成交率而令人眼前一亮。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匡时拍卖上，“古代书法专场”上拍191件，成交额为1.55亿元，成交比率为78.53%；而古代绘画专场上拍139件，成交额为1.18亿元，成交比率为72.66。近现代书法部分，“‘挹翠庐’”藏于右任书法专场”，上拍82件作品，更是出现罕见的全部成交的场面。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古代、近现代书法正在逐步迎头赶上并大有赶超古代、近现代绘画的势头。
正如2012年雅昌《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调查报告》中所指出的：古代书法版块逐渐破除了“书法卖不过绘画”的传统观念。市场的反馈已经证明书法作品完全可以撑起书画市场的“半边天”，至少是可以与绘画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而我们对近现代及古代书法的挖掘其实还远远不够。
在藏家对标的进行遴选之时，首先依据的往往是作品的“露面”次数、有哪些人鉴定过、在哪些图录资料上著录过、是否是《石渠宝笈》著录过等非专业因素，除了少数专业藏家，如今多数人依然是凭着感觉或作品以外的附加参照来“下手”，对书法作品背后的信息却常常视而不见。
我们视而不见了什么——史料价值
中国的历史经过了诸如“焚书坑儒”、 “文化大革命”等灾难性事件以及战乱与朝代更迭后，在国家机器掌控着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下，大多数历史是难以还原的，很多第一手档案早已不知去向，甚至面临学术断代的危机，此时，文人间的手稿、书信便成为弥足珍贵的财富，“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就很清晰地反映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梁启超是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学大家，同时又是著名的书法家，正如匡时拍卖公司对“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的分析：“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近千件，其中287通信札，涵括梁启超胞弟梁启勋收藏的梁启超信札240余通、康有为信札23通、汤觉顿致梁启勋信札17 通等。除梁启超与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民国风云人物的往来通信和涉及。“声援五四运动电报”、“退出进步党通告”、“讲学社简章”、“与袁世凯书变更国体之论”、“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细节”，以及涉及梁启超与清华大学、中国银行、司法储才馆、京师图书馆等单位的诸多渊源，与二十世纪时局重大事件息息相关的信函外，关于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细节家书；康有为见证芝加哥“琼彩楼”案和广西振华案的信札；梁启超《清代学术讲稿》、《袁世凯之解剖》等重要学术著作的手稿”。
假如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在欣赏那一件件精美隽永的信札之时，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一段历史背后所涌动的风云变幻与新旧思想的剧烈冲击，它们让我们感受到时代的脉搏，通过一个人的个案研究即可以粗略地勾画出整个民国时期的民族危亡。
我们视而不见了什么——情感价值
书法作品在文人唱和、联络感情方面的作用与相互馈赠的机率要明显高于绘画，特别是近现代书法，上款为“某某人嘱”的字样十分常见，很多作品并伴有对上款人的溢美之辞，从中很自然地窥见文人间的熟识关系，这对画家的交友范围、年谱编撰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沈周《行书蜗壳诗》为例，从他对挚友史痴翁的赞美即可窥见二人感情之笃深。
齐白石的作品永远是拍卖场上的“保留曲目”，不论大拍小拍，都少不了“齐老爷子”的撑腰，但为什么只有《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能拍到4个亿？难道就因为是刘益谦的旧藏，还是单纯因为作品尺幅巨大？显然不是，此画与人们喜闻乐见的虾、螃蟹题材迥然相异，是1946年张道藩响应蒋介石亲近文化名人的号召，拜齐白石为师进而求齐白石作画，为蒋委员长祝寿。无论是齐白石处于政治的考虑还是人情的需要才完成了这样一张应景之作，也就很难称其为齐老的巅峰作品，因此，拍出天价很重要的原因正是源于它的上款——蒋介石。
书画作品的上款与鉴藏语蕴藏着无数的情感与秘密，这情感因素也有着褒贬之分，齐白石就常以老鼠、不倒翁等为题材赠予那些贪官，暗讽其种种市侩嘴脸。启功作为一代鉴定大家遇到挚友持画求鉴，启老盛情难却又不愿违心，常常称作品为“颇似某某作品”，又接连使用一连串溢美之词，而不会直言其作之真伪。
我们视而不见了什么——审美价值
身处当代，我们已经慢慢接受了西方艺术的深度理性与奔放的色彩。开始读懂了抽象主义的“点线面”；开始读懂了表现主义的“超越性”；开始读懂了立体主义的“空间与时间的转换”。对于线条与空间的艺术——书法——还依然显得木讷，中国人看待书法应该如西方人看待音乐一样，是随处可见并渗透到血液当中，是生活的必需品。
山西收藏家陈艺谈到：“为什么前人的书法作品如此精彩，他们将往来的信札作为一件件作品来看，也许书信内容可能没有实在意义，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应答唱和，甚至在当时可能就是为了炫耀一下自己的书法。今天我们看作书法经典的王羲之尺牍、宋人手札或许就是他们当初‘书信打擂’，比拼书法的工具而已，也就是书法的艺术性远胜于想要表达的情感”。也就是，前人对待书法的态度与体认的方式与现代人有着很大的差别。
青州收藏家顾健辰也谈到：“中国的书法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更包含了中国人对待事物的一种独特的态度与审美观念，‘一收一放’、‘一方一圆’、‘一张一驰’尽显中国人的‘圆融之道’与对‘度’的把握，而这种独特的审美直接影响了亚洲艺术，甚至广泛影响到整个世界的艺术发展”。张大千在拜会毕加索时就曾听到毕加索的感叹：“中国的书法太神奇了，中国的书法是可以真正代表东方艺术的”。
毋庸置疑，普通公众对书法的认知与品鉴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人物往往对具象的事物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而对空间的“丰富性”、线条的“厚度”、笔墨的“功力”、章法的“气脉”等抽象概念往往存在理解上的难度。对于绘画的认知绝大多数处于外在层面的、愉悦内心的阶段，描绘自然物象的可识读性占据主要位置，而对于抽象性极强的书法的品鉴却往往处于较低级的阶段，对笔墨的质量、结字的安排、章法的布局以及整个作品节奏的把握缺乏深层次的解读与认知，也就是对书法的欣赏有着一定高度的门槛，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书法作品的判断和投资热情。特别是受到时下“流行书风”的影响，很多书法家为了树立个人面貌，自立“山头”，赋予了传统书法很多现代的观念，甚至将书法与绘画进行接轨，这就更欣赏者在品鉴之时更为捉襟见肘。
尽管古代书法、近现代书法、当代书法的市场发展具有一定的差异，但作为承载着千年文化与兼具史料、学术、审美价值的书法艺术，其市场的潜力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好，一世有一世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光芒。人们目前普遍有种略带偏激的认识：只买老的，不买好的；老的就一定是好的。当代书法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归并入传统的大海，“今日之当代亦是明日之传统”，而传统的价值正在于她的包容性与丰富的内涵，也许，文字的力量不等同于经济的力量，但掌握了文字的力量却可以冲破图像泛滥时代所弥漫的迷雾。（文/杨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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