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那些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1939年，一个叫做特莱津的捷克小镇被德国纳粹改为集中营，有9万多名犹太人被关押在此，其中有一万多名还未成年的孩子。他们被单独关押起来，不能和父母和大人们在一起。
一位叫弗利德的艺术家，放弃了可以出逃机会，决定和集中营的孩子们在一起，他们一起画画，自己办杂志。在浩劫中，一万多个孩子最终只留下了一百多人，但他们留下了4500张画和一本叫《先锋》的杂志，这些记录历史，让人感动的画作，收藏在捷克的“捷克犹太人博物馆”。上世纪90年代，杂志得以出版，书名叫《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画，就是来自这些孩子，简单稚气的画面，却蕴含着所有的梦想和希望。
《特莱津的房子》 哈娜·科赫诺娃
1941年12月4日，哈娜从布拉格被遣送到特莱津。那时她刚满十岁。1944年，她被转送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她被纳粹杀死，还没到她13岁的生日。年龄小的孩子很难在集中营幸存下来，因为纳粹觉得他们还不能干活儿，活着对纳粹“没有用”。这张画是哈娜用水彩颜料画在一张比较光滑的纸上的。她不可能用水彩纸，因为在集中营没有水彩纸。可是，她还是画出了水彩的感觉。她是一个有艺术感觉的孩子。她画着特莱津的房子，忘记了现实的丑陋。她虚化了眼前的世界，把视野和心灵都推向远方，远方——有家的远方。
《特莱津》 鲁特·萨赫苔洛娃
鲁特是个女孩，她出生在1930年8月24日。1942年3月19日，在她十一岁半的时候，她被遣送到特莱津。一1944年5月18日，她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纳粹杀死了她，她还没到十四岁。这是一张上色的剪贴作品，用了当时作废的表格纸，贴在一张发亮的黄色纸上。这张剪贴作品的构图、变化和虚实处理都很好。这是艺术化的特莱津景观。
《有着架子床的房间》 埃丽卡·陶西戈娃
埃丽卡是个小女孩，7岁的时候被遣送到特莱津。在她留下的十六张画里，其中一张还题写着是送给她的艺术老师弗利德的。在距她10岁生日还有12天的时候，她被杀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张画里，埃丽卡记录了自己的生活，也画出了一个小女孩的憧憬。她们的居住环境始终是拥挤的，埃丽卡却把架子床“推“得远远的，也把现实生活远远地推开。
她在画面前留出了很大很大的空间，在这个她留给自己的空间里，小埃丽卡放上了特莱津所没有的鲜花，她让蜜蜂围绕着花朵。美丽的花瓶上，刻上了她对生活爱的印记。
《帆船》 莉莉·博巴肖娃
莉莉是个女孩，现今查阅不到她的具体情况。可是，这是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画。每次看到它，总能让人想起一个特莱津孩子对艺术教师弗利德的回忆。弗利德在教她画画的时候对她说：“你要用光明来定义黑暗，用黑暗来定义光明。”这张画似乎在告诉我们，特莱津的孩子们，从集中营犹太民族最杰出的的人那里，究竟学到了一些什么。
《特莱津的住处》 哈娜·格龙费尔多娃
哈娜是个很小的女孩，她出生在1935年5月20日。1941年12月14日，被遣送到特莱津时她才6岁半。当时她住在特莱津第六街区。1944年，她被杀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只有9岁。这张画就是在她死去的那一年画的。画的右上角注明了姓名日期等，字迹老练，可能是因为她太小，由老师来替她写的。
《夜空》 海伦娜·曼德洛娃
海伦娜是个女孩，她于1930年5月21日出生在布拉格。1941年12月17日，她被遣送到特莱津时才11岁半。她住在L410的二十八号房间。她是艺术家弗利德的学生。1943年12月18日，她十二岁半的时候，被杀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海伦娜的铺位也许是在窗边，能够透过窗户看到特莱津的夜空。她和她的同伴们，许多人一起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唯有窗外的夜空让她暂时忘却可怕的现实。这是一张上色的剪贴作品，用了当时作废的表格纸，贴在一张发亮的黄色纸上。这张剪贴作品的构图、变化和虚实处理都很好。这是艺术化的特莱津景观。
《检查虱子》 赫尔加·维索娃
赫尔加是个女孩，1929年11月10日，她出生在布拉格。12岁的时候，她被遣送到特莱津。在那里，她是孩子们羡慕的对象，因为她是和爸爸妈妈一起被送来的。赫尔加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在来到特莱津的时候，她也已经有了很好的绘画基础。因此，她没有参加儿童的绘画课，而是独自练习绘画，经常写生。
《逾越节聚会》 多丽丝·维塞洛娃
这张画是用蜡笔也铅笔画的。在特莱津留下的儿童画中，有不少孩子，画过家庭的逾越节聚会。
《院子》 巴维尔·松嫩申
巴维尔是个男孩，他出生于1931年4月9日。1942年4月8日，他从捷克的布尔诺(Brno)被遣送到特莱津，那是他11岁生日的前一天。 1944年10月23日，他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死在那里。他在特莱津用墨水和水彩颜料，在一张用过的纸上，画了《院子》这幅画。这不仅是一张特莱津现实场景的描绘，他也画出了自己对特莱津封闭、压抑的感觉。
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
1944年9月，弗利德的丈夫巴维尔与其他5000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被拒绝之后，她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她的要求被批准了。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Willy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9天之后，1550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维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46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L410宿舍的管理员Willy groag，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4500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
在集中居住区时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可是，在她的要求下，这4500张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Willy groag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文：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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