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很喜欢和艺术家一起工作，帮他们解决问题，喜欢做有一定难度的事情，这个对我具有娱乐性，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的项目可能都有一定的难度，我很喜欢帮艺术家按照他们原计划去实现自己的作品。到目前为止这是最使我感到愉快的事情。

　　搜狐时尚：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凯伦：比如说艾未未在纽约Vorpal Gallery办的展览，Vorpal Gallery是9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家画廊，Vorpal（画廊老板）也是很特别的人，他觉得自己的画廊比美术馆做得还好，Vorpal的工作队非常专业，美术馆用七天布置的展览，在他这里只用三天。所以画廊只给了我们3天时间完成比一周还多的工作量。

　　比如我们要布置艾未未一个很大的吊灯作品，这个吊灯从天花板一直落到地面，制作过程非常复杂，工作量庞大，艾未未的工作室自己计算需要七天完成这个作品的布置，而现在只有3天！这个工作量实在太大，而且美国人不喜欢熬夜工作，工会也有规定每天工作几小时，超过这个要照价付费。我们遇到类似一系列的问题，但是画廊不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所以当时艾未未在纽约的所有朋友都过来帮我们，如同一个大家庭，大家分成不同的小组共同努力。这样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觉得特别有趣，我也很喜欢做，但是压力也确实很大。

搜狐时尚：今后给自己定位的发展方向依旧是艺术策展？

　　凯伦：对，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如此明确想要做艺术策展。我对于跟艺术家合作很感兴趣，当然我也喜欢写作品，写介绍，但是我不是搞理论的人，我比较喜欢看到艺术家的方式方法，包括他看待自己的角度，了解自己的思路，或者对于自身的理论等等。我不像一些学术研究的人，我希望能从艺术家本身出发。

　　艺术家的价值不能只通过他的作品来看，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思维过程、思考的方式等关于他自身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我们最感兴趣的。

搜狐时尚：您的工作相当于为东方和西方架起了艺术的桥梁，您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化解文化和理解上的差异，把中国的艺术介绍到西方？

　　凯伦：1997年我开始把中国的艺术展览推向西方，那时当我和外国人谈到中国当代艺术时，他们总是带着怀疑的态度，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可能还不是很成熟，且没有什么自己的工作特点。

　　到90年代末这样的观点发生了改变，那时中国当代艺术的特色越来越明显，但仍旧很难跟外国人来沟通，因为这些特点更多是来源于中国本土的心态和环境，对于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内涵的外国人来说，他只能看到一些带有中国元素的符号，虽然他们很喜欢，但由于阅读有限，并不能深入了解作品本身。

　　我们的家庭告诉我们应该独立，告诉我们性别不会决定力气，但在中国观念是完全不同的。简单来说，我觉得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一个正直的人，性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搜狐时尚：您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存在哪些问题？

　　凯伦：我认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的艺术市场鼓励年轻人过多的模仿成功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不知道这些前辈是经过很多年的磨练才得到今天的成果，没有孩子关心前辈长时间努力的过程。很多美术学院的学生，甚至没毕业就已经开始卖临摹作品，我觉得这不是很好，必须得有更多独立的创作经验，才能够加大自己的脚步。

　　还有很多年轻画家，从几个成功艺术家的作品中各取一些元素，重新配合就变成新的东西，自己的作品，这个也没有多大意义。

我觉得可能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市场导向的思维太严重了。包括我最近去的几个美院也存在这种问题，这段时间市场不好，年轻艺术家就不再做艺术，而市场非常好的时候大家就非常认真努力的去画画。可能我看到的这一批人本来也不会成为艺术家，但确实是存在问题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国找到这种多元化的选择，比如说一个画家不只和一个画廊合作，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比如做中间艺术或雕塑、新闻、电影、音像作品等等。重要的是谁可以帮助你做，有什么样的机构可以提供给你帮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不能给艺术的市场形成一个既定概念。

　　搜狐时尚：中国符号究竟指的是什么？

　　凯伦：在90年代外国人刚刚开始接触中国时，政治性的符号可能比较多，古代的符号也会有。但对中国当代艺术感兴趣的人来讲，所热爱的东西是不同的，这两个圈子是完全分开的。回到我们说的当代艺术上，在这一领域内，从毛泽东的时代，到改革开放，到90年代，外界接触到的信息，都带有比较浓重的政治色彩，所以这一时期中国符号可能更多的是政治方面和古代方面，而现在西方有更多机会看到关于中国全方位的报道，看到更多的文学、电影等，从而看到中国普通人，或者中国城市的感觉、文化的感觉等等，逐渐形成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发展而来的各种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