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书法界有一种压倒多数的论调认为，作为“铭石书”的楷书大致分为魏碑和唐楷，而魏碑要胜于唐楷。这种认识直接影响着当前楷书的创作以及国展中楷书的风格取向。书法界津津乐道于魏碑体的非凡魅力；同时，他们对唐楷在当下的遭遇又表示出极大同情，信誓旦旦地表态，要激活唐楷。他们采取的妙法是，用魏碑来激活唐楷，让唐楷魏碑化。

其实，楷书固然有魏碑体与隋唐楷体的区分，但是这区分是没有明显界限的。并不是说以杨隋取代宇文周为分界线，在这之前都叫魏碑体，在这之后都叫隋唐楷体。在魏碑时代，有一些墓志的书法与隋唐楷书并无二致；在唐代，有一些碑志的书法与魏碑体几乎一样。大家知道，书法风格的变化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

可以这样说，楷书兴起于汉魏六朝之际，它经历了由汉末到三国、西晋，由拓跋魏到隋初，然后又进入隋唐这一段历程，一步一步经历了一个由萌芽、产生、发展，一直到唐代楷书高潮的历程。

魏碑是唐楷的源头。魏碑的发展历程是一个魏碑体不断雅化的进程。它的雅化实际上是与南朝以“二王”为代表的书风的不断靠拢、融合的过程。那么，魏碑的源头又是什么呢？它的源头实际上是钟繇的“铭石书”。钟书三体之一的“铭石书”，实际上是“八分隶书”，因为这种字体庄重典雅，专门用作刻碑字体。北朝书法就是沿着钟繇“铭石书”的方向演进的。那么，作为“八分隶书”的“铭石书”怎么会转变为楷书体呢？这个转变的关键所在，就是“铭石书”在不断地吸收南朝“二王”新体书风的特点而发生渐变。隋代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使南北两地的书法精英们一同汇聚在长安城里，从而魏碑完成了“二王”化的历史任务。于是，我们发现当代书法家所追求的碑帖融合，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做过了，并由此形成了唐楷。魏碑的身影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唐楷正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唐代书法分期也像唐诗一样，有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而一般的唐代书法分期是将盛唐与中唐并列起来一起讲述的，因而，对唐代的书法就分为初唐、盛中唐、晚唐三个阶段。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代表性的书法家，初唐是欧阳询、盛中唐是颜真卿、晚唐是柳公权。

初唐的楷书是“书贵瘦硬方通神”。初唐的书法家大多数是由隋入唐，继承了隋代书法风格，又接受唐太宗崇尚王羲之的倡导，融合了北周杨隋魏碑体“铭石书”的风格与南朝“二王”遒媚书风，最终形成了初唐“瘦硬遒媚”的书法风格。“初唐四家”中的欧阳询、虞世南一生中大多数时间是在隋朝度过的，入唐时已成垂垂老者，他们学习书法并形成风格的时候都是在隋朝。

欧阳询写过的碑文很多，据记载有数十件，流传至今的有《皇甫诞碑》、《化度寺碑》、《九成宫碑》、《虞恭公碑》，还有昭陵出土的《文德皇后残碑》。关于欧阳询的书法来历，《旧唐书·欧阳询传》记载：“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旧唐书是五代时修的，而唐代人窦眾在唐代撰写的《述书赋》中则认为，欧阳询的书法出自北朝书法家刘珉。刘珉是北齐人，刘珉的书法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但既然是北齐人，就应该属于魏碑系统。抛开这些记载不说，看欧阳询的书法，也不难看出，欧阳询书法与魏碑是一脉相承的，比如《皇甫诞碑》、墨迹本《卜商帖》都接近魏碑。而他的儿子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也是接近魏碑。如今看到许多出土的隋代墓志，发现这些墓志的字体都特别像欧阳询所书。综合出土的隋代碑石墓志书法，我们不难看出，隋代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在写这种字体，而写得最好的就是欧阳询，所以欧体字很可能不是欧阳询独创。

至于号称唐代书法广大教化主的褚遂良，他的书法应该是受到过欧阳询的影响。据记载，隋代时褚遂良的父亲褚亮，就和欧阳询在一个单位上班，并一同参加了《魏书》的修撰，而且都同李渊关系不错。文献记载褚遂良的书法来自于虞世南与王羲之，俨然是江左风流。但这其实是靠不住的。

褚遂良的书法，也是从魏碑一脉而来的。这是有证据的，褚遂良的两件早期碑刻《伊阙佛龛碑》与《孟法师碑》，都是北周与北齐书风，正接近于欧体。而且，褚遂良后期所书的《同州圣教序》，也是接近北齐、北周和杨隋书风的。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初唐楷书，是在隋代楷书的基础上，不断精细化，并与“二王”书风相融合产生的，它和魏碑体是一脉相承的“铭石书”体。而同为褚遂良后期所书的《慈恩圣教序》，瘦硬之外，委婉灵动，透露出丰腴之致，却是开启盛唐颜体书风之先河。杜甫说，书贵瘦硬方通神，这是对初唐楷书的最著名的评论。说这话时，已是中唐的大历年，初唐楷书的遒媚风范已成昨日黄花，正是颜真卿们肥硕的盛唐书风横行无忌的时代。

盛中唐书法以颜真卿为代表。颜真卿楷书，一般认为是褚遂良书法的继承与发展，论者凿凿，此不再述。其实，颜真卿体的出现也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因为初唐瘦硬的书法刻在石头上经不起风化，很快就漫漶不清了。颜真卿于是就大书深刻，据他说是“臣据擘窠大书”。擘窠就是刻划在石碑上的方格，每格写一个字，颜真卿是占满格子写大字，然后深刻，这样就经得起风化，这样就形成了字距行距很小的一个格局。

我们知道，唐代人写字普遍用小笔，小笔写很粗大的字，自然产生两种效果，一是不得不增加了装饰性的用笔，比如蚕头、燕尾、篆籀式浑圆的线条。短而硬的笔毫在出锋和踢挑时，自然会形成一个小缺口，同时也具有装饰意味，这就产生了颜体特有的钩法和捺脚。于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更富于装饰意味的、气魄雄伟壮美的、不易被风化破坏的铭石书体诞生了，这正是颜真卿诸碑的伟大所在。

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也直接影响了中晚唐的书风走向，催生了一代大家柳公权。在书史上，颜柳并称，犹如一体。明代王世贞说，书法上颜真卿是柳公权鼻祖。

柳公权，是彻彻底底的陕西耀县人。他长期在大明宫上班，经历了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宣宗、唐武宗、唐懿宗六朝，据《旧唐书·柳公绰传》记载，当时王公大臣家的碑石，如果不是柳公权写的，人们就认为是不孝。柳公权写过的碑很多，有《符璘碑》、《回元观钟楼铭》、《李晟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冯宿碑》、《刘沔碑》、《魏先庙碑》、《高元裕碑》、《复东林寺碑》、《贾岛碑》等，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楷书受欧阳询和颜真卿的影响。

可以看出，柳公权早期楷书如《金刚经刻石》、《符璘碑》、《李晟碑》受欧阳询影响，字距行距也稍宽，钩法捺脚同初唐一致；到《神策军碑》和《玄秘塔碑》时就如同颜真卿了，字距行距缩小，钩法、捺脚都有了缺口，笔画更粗了，刻痕也更深了；但是，后期的《复东林寺碑》字形却复归痩硬，字距行距也复归宽绰。同时代类似柳体的碑刻也很多，如僧无可的《寂照和尚碑》，裴休的《圭峰定慧禅师碑》，至于出土的墓志、经幢，这类字体层次不穷。

和初唐书风不同的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作为一种新样式的“铭石书”已经彻底摆脱了南北朝书风的束缚。唐代楷书，其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风格演变是十分巨大的，由瘦硬变肥硕，然后再回归瘦硬，但已经决然不同于初唐式的瘦硬。“二王”的体系与魏碑的余脉，至盛中晚唐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后世将颜真卿，柳公权并称颜柳，体现了他们在风格取向上的一致性。然而，柳公权最初的碑刻如《符璘碑》、《李晟碑》字距行距较大，字体瘦硬，类似于初唐。中期的《玄秘塔》、《神策军碑》字距行距变小，字划粗壮，类似于颜真卿，晚年书的碑《复东林寺碑》、《魏先庙碑》、《高元裕碑》，字距行距变大了，字体又回归瘦硬，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它表明了柳公权在经历了与颜真卿的融合之后，又向晋韵、初唐风格回归。唐楷到柳公权这里，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用笔和结构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柳公权之后，真正能开宗立派的楷书大家已经没有了。

唐代是诗歌艺术的巅峰，同样也是唐楷艺术的巅峰。认为唐楷不及魏碑，都是有意或无意的一家之言。不管是在书家的数量和影响力上，还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抑或是整个时代的文化发达程度上、时代的书论研究成果上，魏碑都不能尚焉。

除去魏碑在趣味上能让清季以来的书家有所借鉴外，它带给书法的只有破坏。纵观历史，书风之粗陋，莫甚于当代。至于说魏碑较唐楷有力，唐楷岂无力乎？

整理编辑：吾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