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娜丽莎于1913年12月得意洋洋地来到米兰，达·芬奇作为车夫，痛苦不已。
在1900年，《蒙娜丽莎》还远不如现在有名，只有不多的精英分子才对“她”有所了解。《蒙娜丽莎》怎样才能使千百万不知道她神秘的微笑、几乎没有听说过文艺复兴、甚至不知列昂纳多·达·芬奇的人认识它呢？还需要有一件惊人的、有新闻价值的事件。1911年8月21日清晨，一位30岁的意大利人，卢浮宫油漆匠温琴佐·佩鲁贾为这幅油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天是星期一闭馆日。佩鲁贾把《蒙娜丽莎》从意大利画框中取下来，卷起来藏在衣服下面，逃之夭夭。
卢浮宫上下对《蒙娜丽莎》失窃倍感震惊，决定闭馆一周。政府解雇了卢浮宫馆长狄奥菲尔·奥莫勒和警卫长，惩罚了所有警卫。一位干过保安和警察的行政官员取代了奥莫勒的位置。
在意大利，对失窃案的报道铺天盖地，正如一些爱国人士所言，“它毕竟是我们的画”。《星期日邮报》在9月3日－10日那期头版上登了一幅画，占据整页版面，画上有两个梁上君子正在盗窃《蒙娜丽莎》，上面写着“如何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
号称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巴黎人报》在8月23日那期登了《蒙娜丽莎》巨大画像，上面印着头号大标题“佐贡达夫人逃离卢浮宫”，标题下是讽刺性的评论“……我们还有画框”。这篇文章连同第二页的特写告诉人们，《蒙娜丽莎》的失窃是个悲剧性的损失：“事实是，历史上再没有比《蒙娜丽莎》更完美的画了。”
各家报纸大肆鼓吹画的重要地位，又纷纷猜测起来：这个神秘的窃贼是有着强烈占有欲的艺术爱好者呢，还是迷恋《蒙娜丽莎》的狂热分子？抑或是位遁世而又古怪的百万富翁？当然我们还要谴责一些人，卢浮宫及其不完善的安全措施是难辞其咎的。诗人纪尧姆·阿波里奈也加入到谴责者的行列中，他带着侮辱性的口吻说道：“卢浮宫比任何一家西班牙博物馆都不安全。”
几家报纸对失窃案连续报道了将近三周，几乎每天都会在头版刊登佐贡达夫人（即《蒙娜丽莎》原型）——的画像。社会各阶层都被报道所吸引，也很快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有了一定了解。瓦萨里写的趣闻轶事不断见诸报端，包括列昂纳多作画时，艺人或弹或唱，努力让她笑起来的故事。《巴黎人报》编造故事，比如说卢浮宫破例允许著名诗人、剧作家缪塞单独与《蒙娜丽莎》呆了一夜，实现了他多年梦想。
8月30日，卢浮宫重新开馆，人们涌入卢浮宫，注视着那面空荡荡的墙壁和曾挂着《蒙娜丽莎》的钩子，表达自己的悲哀，仿佛一位备受爱戴的名人死了。参观人数大大超过以前。小贩们脸上挂着并不神秘的微笑，叫卖《蒙娜丽莎》的明信片和复制品，生意兴隆。
记者们着实忙活了好一阵子。人们发现，著名诗人阿波里奈曾试图通过一家报社归还1911年5月从卢浮宫偷出的两尊腓尼基雕塑。《蒙娜丽莎》会不会也是他偷的呢？后来人们得知那两尊雕塑是他的一个朋友偷的。这位朋友把雕塑偷出来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胆量，后来他把雕塑送给了阿波里奈。诗人开始并不同意，甚至有些恼怒，但最终还是收下了雕塑。当《蒙娜丽莎》被窃时，诗人心里惴惴不安，还曾考虑过把雕塑扔进塞纳河里；后来在毕加索的劝告下，他决定归还雕塑。警察为此把他逮了起来，在监狱里拘留了几天，后来就放了。出狱后在去参加庆祝会的路上，他顺便探访了《巴黎日报》社，交给他们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的牢狱生活》。
大众文化对失窃案的炒作到了极点。卢浮宫的保安系统经常在歌曲、明信片、卡巴莱歌舞表演（即酒店里的歌舞表演）和杂耍表演中受到嘲弄。在巴黎最受欢迎的奥林匹亚剧院里，喜剧演员向观众表演一出讽刺剧：卢浮宫一名警卫正在给一尊价值连城的雕塑清扫灰尘。他一不小心把雕塑碰到了地上，雕塑被摔得粉碎。他却若无其事地把碎片清理掉，结果又笨手笨脚地碰落了更多雕塑和画像。警卫的一些朋友纷纷找他“借用”卢浮宫里的艺术品装饰自己的家。警卫还向游客兜售宫里的艺术品，“牟利罗的画怎么样？你喜欢伦勃朗的作品呢，还是拉斐尔的作品？”
讽刺性明信片也很快出现在市场上。在一张明信片上，一名窃贼带着画像逃之夭夭，警卫却酣然入睡。还有一张明信片，蒙娜丽莎咧着嘴笑，旁边写着：“我真高兴，400年后我终于自由了。”米兰的一张明信片上，蒙娜丽莎翘着鼻子以示嘲弄，飞快跑掉了。
失窃案后不到两个星期，一部关于失窃案的幽默短片被搬上奥姆涅佩兹电影院的大银幕。9月10日那天看电影的观众中有弗朗克·卡夫卡和马克斯·布罗，他俩在前一天参观了卢浮宫那面空墙。影片名字是《尼克·温特与〈佐贡达夫人〉被盗》，只有5分钟，但卡夫卡觉得影片很有趣。他们向我们描述了影片的主要故事情节：“故事发生在卢浮宫里。里面的一切东西都仿造得惟妙惟肖，包括其中的画和雕塑，还有画廊中间悬挂《蒙娜丽莎》的3个钩子。一个滑稽的侦探被请去侦破此案；一个鞋扣提供了错误的线索，把他给误导了；侦探假装成擦鞋匠，强迫来往路人到他那里擦鞋。结果克鲁莫勒被警察逮了起来（克鲁莫勒当然就是卢浮宫馆长奥莫勒），因为那个鞋扣是他掉的。接着故事发展到高潮：当人们在卢浮宫里跑来跑去的时候，窃贼却挟着《佐贡达夫人》回来了，他把它放回原处，接着取走了一幅委拉斯盖兹的画，他的一举一动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最后，人们在《蒙娜丽莎》上发现了窃贼留下的笔迹：“对不起，都怪我视力不好。我想要的是旁边那幅画。”
人们很快就听到了讽刺盗窃案的卡巴莱歌曲。这些歌曲通常以旧曲谱新词，大多数轻快诙谐，充满讽刺意味。歌里的蒙娜丽莎通常是个爱玩的女孩，她在卢浮宫里有些烦闷。在一首歌中，她出现在一个下等酒吧间里，满口巴黎黑话，意思大致是：“嗨，伙计，亲我一口吧，我不会反感。我已经对那个宫殿厌烦透顶。并非所有对失窃案的反应都充满喜剧色彩。8月23日，极端民主主义者和反犹太人的“法兰西运动”党一开始就把怒火发泄到卢浮宫馆长奥莫勒身上，说他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言外之意说他亲犹太人，还抨击他的助手贝内迪特说：“凑巧的是，他是犹太人。”第二天，要求奥莫勒辞职的大字标题更咄咄逼人：“他是所有国家博物馆里的犹太化组织的头子”。一天后，编辑列奥·都德在题为《犹太化了的卢浮宫》的评论中，叫嚣道：整个艺术界都被控制在犹太人手中。到第四天，“法兰西运动”中的艺术评论家路易·迪米耶声称：松懈的保安措施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民主价值观作用的结果，对此他表示强烈的不满。如果卢浮宫向所有人都开放的话，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呢？如果让犹太人来管理卢浮宫，就像犹太人管理我们国家一样，那会有什么好结果呢？
这时候，《蒙娜丽莎》正放在佩鲁贾住处炉子下面的箱子里。1912年，佩鲁贾去伦敦找艺术品商人约瑟夫·杜维恩，商量把画卖给他，而他并没带《蒙娜丽莎》。杜维恩觉得他是骗子，把他轰走了。
到1913年底，大多数人差不多就要把《蒙娜丽莎》忘掉了。但失而复得的消息又让她热了起来。整个过程很有戏剧性。1913年11月29日，佛罗伦萨古董商阿尔弗雷德·热里收到一封署名“列昂纳多”的信，作者声称要把画“归还”意大利，换取5万里拉支付他的“费用”。“列昂纳多”暗示他是受爱国心的驱使，产生了归还被外人盗走的意大利国宝的愿望。在美术馆馆长科拉多·里奇和乌菲齐美术馆馆长乔瓦尼·波吉的支持下，杰里回答说他想看一下这幅画。“列昂纳多”也就是温琴佐·佩鲁贾，表示同意，接着就带着装有《蒙娜丽莎》的箱子，乘火车离开了巴黎。他于12月12日到达佛罗伦萨，下榻在的黎波里－意大利酒店。在酒店里，杰里和波吉检查了画的背面，并找到了正确的卢浮宫编号。他们说服佩鲁贾，允许他们把画带到乌菲齐作进一步检查。在乌菲齐美术馆，杰里和波吉两人对照着手上原件的照片，检查了画上的龟裂纹——即颜料上的裂纹，这可以作为年代久远的画作的“指印”来鉴别真伪。他们非常高兴，因为手中拿的正是真品，他们说服佩鲁贾回酒店等候奖金，然后就报了警。
随之而来的报道铺天盖地，人们又想起了1911年那些报道和趣闻。意大利政府不顾人民的呼声，很快就与法国达成友好协议，把画归还给法国，法国因而同意，在《蒙娜丽莎》回到巴黎之前，可以在佛罗伦萨、罗马和米兰展出。
正如失窃案使巴黎人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好的画一样，画的失而复得也使意大利人对“他们的”《蒙娜丽莎》倍感骄傲。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乌菲齐美术馆观看这幅画，一些人眼里还噙着泪水。
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蒙娜丽莎》从佛罗伦萨来到罗马，准备正式移交给法国当局。她（人们一直用“她”，而不用“它”）被放在特制的箱子里，像个王后一样，前面还有仪仗队引路。沿路每靠一站，都会有便衣特工围在火车周围。在罗马，官员们在火车站迎接她，把她带到教育部长那里。随后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和一批官员接见了她。在一个非公开仪式上，意大利外交部长将她转交给法国大使。卢浮宫馆长在现场鉴别画的真伪。两国官员也纷纷发表演讲，盛赞两国友谊（而法国和意大利当时分属于两个对立的势力集团，都想当欧洲老大）。
该画于12月31日到达巴黎。人们聚集在火车站，盼望能一睹芳容。1914年1月4日上午，她被送还给卢浮宫沙龙艺术展览厅。那个星期天巴黎人排起长队买票欣赏“他们的”《蒙娜丽莎》。著名小说家科莱特在《晨报》的专栏里描绘了当时的情景。科莱特写道，要见《蒙娜丽莎》并不容易。大多数参观者都“全副武装”，带着照相设备。在参观过程中镁光灯不停地闪烁，还有人漫不经心地说：“‘你知道她的下唇是有多丰满吗？’‘我知道。但你看：她右手没有左手画得好！’他们发现了她，创造了她……他们喜欢她不单单是因为她的容貌和独特特点——她近乎完美，只是脸上缺少眉毛，而这只是人们想象的缺点。”
《蒙娜丽莎》重新获得的名声使窃贼也沾了光。温琴佐·佩鲁贾家喻户晓。不过在新闻界眼里，佩鲁贾令人失望。他不是通俗小说里老练的国际艺术品大盗，显然他只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甚至连犯罪记录也微不足道。有一次，他抢劫一个妓女，而那个妓女拼命地反抗，直到最后也没能得逞（他只有
佩鲁贾在意大利受审时，极力强调他做的一切都是源于爱国热情，他看到那么多意大利艺术品落入外人之手，心里很不舒服。起初，他想偷曼特尼亚的《战神与维纳斯》，因为他在卢浮宫听到一些参观者对此画大加赞赏。后来，他又听到一些人喜欢《蒙娜丽莎》，并且发现《蒙娜丽莎》比其它画要小得多，可以藏在衣服下面，因此就把目标锁定在《蒙娜丽莎》。
佩鲁贾的辩护律师十分机智地辩护说，事实上大家都没有损失什么。各家报社和明信片小贩增加了销量。卢浮宫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画的归还也缓和了法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原本紧张的外交关系。古董商阿尔弗雷德·杰里在归还《蒙娜丽莎》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得到了卢浮宫朋友协会许诺的2万5千法郎的奖金，与此同时，该协会的会员也成倍增加。于是，佩鲁贾被宽大处理。起诉人要求判他3年，而法院只判了他12个半月。
法国街头歌曲产业又以飞快的速度转向《蒙娜丽莎》。一系列新的趣味明信片也纷纷上市：蒙娜丽莎来到巴黎车站，请求司机送她回卢浮宫；蒙娜丽莎离开米兰（出现在一张为贡德朗货运公司做广告的意大利明信片上）；蒙娜丽莎手里抱着一个婴儿，身后站着一位英俊的意大利人（微笑的谜团揭开了）；蒙娜丽莎咧着嘴笑，明显能看出她已经怀孕，旁边写着“怀孕的乔康达”。（摘编自《蒙娜丽莎微笑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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