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望云作品《雪山驮运图》（1954年）
新近发现的赵望云八帧册页之一
1941年，赵望云（左）与关山月在一起。
长安画派
1961年10月，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的六位成员石鲁、赵望云、何海霞、康师尧、方济众、李梓盛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轰动一时的“国画习作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安画坛首次的集团亮相，并以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厚的西北地域特色，引起了中国美术界的广泛关注，称赞其“气魄雄伟”“新意新情”，“新生锐气，魄力宏大，有不可限量的前途”。王朝闻评价说：“这个展览会集中表现了一种新气象。”不久，美术界就为这支崛起于古都西安的国画新军赠送了一个雅号：“长安画派”。正在北京学习的赵望云为展览提供了20多幅描绘林区生活的画稿。叶浅予评价说：“这支队伍的核心是赵望云。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要把西北地区的自然和社会风貌，用民族绘画的方法表现出来。”
重识大师
2017年4月14日，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重识大师——20世纪中国画革新的闯将赵望云”，一场看似普通的学术讲座，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论家程征却在话筒前慷慨激昂，几度哽咽。
赵望云，“一个大画家”“长安画派的奠基人”……但在程征心中，这些我们早已熟知的种种定位却失之偏颇，它“埋没了赵望云先生更为重要的光芒”，因为早在“长安画派”形成之前，赵望云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就已经奠定。
1943年，郭沫若在参观赵望云展览后赠诗赞曰——
“画法无中西，法由心所造。慧者师自然，着手自成妙。国画叹陵夷，儿戏殊可笑。江山万木新，人物恒释道。独我望云子，别开生面貌。我手写我心，时代惟妙肖。从兹画史中，长留束鹿赵。”
198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赵望云画展”座谈会上，叶浅予与常书鸿、黄苗子、潘絜兹、何海霞等向到场的美术史家们呼吁：“赵望云是当代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开拓者、先驱，如果写现代美术史，应给予相当的篇幅。”
“‘长安画派’并不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破空而出的东西，它的生命胚胎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形成雏形。准确理解‘长安画派’，理应作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这种延伸，有助于对赵望云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学者王鲁湘曾在《精神家园的慷慨浩歌——赵望云简论》中这样评价。
程征是研究赵望云的权威专家，他感叹，对于赵望云的研究，早该超越偏居一隅的“画家”“画派”的定位，而是上升到美术史的高度。
“赵望云先生是一位难得的集‘开拓之功’和‘造诣登峰’于一身的‘大师’。他开启了中国画直面表现现实生活的道路，又在这条道路上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境界。”程征说。
作为一位与赵望云有过交往的学者，程征的话语感动着现场的每一位听众。而台下的一位白发长者更是为之动容，他就是赵望云三子、画家赵振川。
“父亲对待学生，只是大略给予一些提醒，从不要求学生画的跟自己一样；对待子女，他也从不刻意要求必须学习绘画。”赵振川现场简短的补充让大家觉得，赵望云在教育后辈时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由和尊重，营造了一种宽松的学习环境。
其实，先生之严，只有真正接触过他的人才深有体会。
1964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还是留在美协学习班，面对生活道路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赵振川犹豫不决。
“感谢父亲，是他为我做出的决定。父亲说，一个画家，脱离了生活是不会有出息的。他的态度很坚定，我别无选择，下乡插队到了陇县李家河乡普陀生产队，一干就是八个春秋。这八年使我脱胎换骨。”赵振川说。
赵振川不会忘记，师兄黄胄在速写上下了多少苦功夫，“父亲让他白天在街上速写，晚上再回家用毛笔把这些素材重画一遍，那量大得惊人”。
赵振川更不会忘记，父亲在辞世前的一个多月，听说儿子要去户县“蹲点”时，还在鼓励他：“那是好事，你能下乡好得很啊！”
“由于父兄的影响，我也走上了艺术道路，从事音乐创作。父亲给我画了一本册页，在封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生活实践是艺术的源泉’，并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要踏踏实实地拜民间音乐为师，要到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素材，要写我们民族的音乐作品。”作曲家赵季平是赵望云四子，在他的心中，父亲对于子女主要是身教，“他讲话不多，但他讲的话我们却始终难忘”。
而就在这场“重识大师”讲座的前一天，4月13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协办的“回望云峰——中国美术馆藏赵望云作品巡展”正式拉开大幕，150余幅中国美术馆藏赵望云经典作品重现世人。
早在2006年，在赵望云百年诞辰之际，他的八个子女就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351幅作品，以此表达对父亲的深切缅怀和思念之情。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开幕式现场致辞——
“这批宝贵的捐赠，涵盖了赵望云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创作，对赵望云一生的艺术创作构成了有序而系统的总结。今天，又从这批捐赠作品中精选佳作回赴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展出，在呈现赵望云先生艺术主体风貌的同时，正如其所信守的‘为大众而艺术’的理念一般，使这些国家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民所享。”
“关于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道路，一是延续传统型，代表人物齐白石、黄宾虹，二是引西开中型，代表人物徐悲鸿、蒋兆和，但是，以赵望云为代表‘开宗立派’的走向民间、深入生活的第三条道路，却被我们有所忽略。这样的美术史书写不全面。”在随后举办的研讨会上，陕西省国画院研究员、陕西美术博物学术委员张渝呼吁，对赵望云及其奠基的“长安画派”的历史地位要进行“再认识”。
“我们祖宗的牌位回来了！”西安美术学院王宁宇教授在研讨会上的这句呼喊，更是发自肺腑。
浩瀚的艺术夜空，繁星点点，而能指引航程的璀璨明星能有几颗？在当代中国绘画史上，他们如坐标一般，时刻提醒着后来者，从何处而来又将向哪里去。
赵望云就是这样一位先行者。
农村写生
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美术界乱象丛生，而就在此时，平静的水面泛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一位北方青年画家闯入画坛，他就是赵望云。
1932年底，年仅26岁的赵望云带着天津《大公报》重托，“以绘画代新闻”，从北平出发，利用“记者身份在河北省境内旅行写生，每天在报上发表作品一幅，题材都是北方农村寻常百姓生活”。（张仃语）
其实，与其说是《大公报》选择了赵望云，不如说是那个时代选择了赵望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激励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所带来的“普罗文艺”的影响下，当时的文艺界喊出了“艺术到民众中去”“艺术家应该走出象牙之塔，来到十字街头”的新口号。立于时代潮头的赵望云，为此确立了改造中国画的新艺术观，他要用自己的画笔直面人生、直面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
1927年，一直在北平求学的赵望云，因无中学文凭而未被国立艺专录取，索性发奋自学，迁居陋巷，改原名“赵新国”为“赵望云”，以此铭志。他走遍北平西郊的村巷、田间、路旁，终日观摩，或现场速写，或目识心记，摄取最鲜活的民间生活情态。处女作《疲劳》由此应运而生，画中一位农民在荒旱的田头倚锄而立，掩面喘息。
此后，一批切中时弊的新国画，在赵望云笔下诞生。这些具有浓厚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美术作品让人耳目一新，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与新闻媒体的关注。
1929年，赵望云更是与李苦禅合办“吼虹艺术社”，出版《吼虹画刊》，坚决提倡新国画。不幸的是，他们的艺术理念和表现方式被当局视为“破坏行为”，惨遭搜查，终致停刊。赵望云出走东北，继续在营口、沈阳、大连等地举办画展，影响日渐显著。
而此前的这一切，都为这位画坛闯将的人生辉煌埋下了“伏笔”。
从1933年2月12日至6月28日，《大公报》开辟了“赵望云农村旅行写生”专栏，连续刊载了15辑，包括：“由北平至束鹿途中”（10幅）、“束鹿县境旧历年之一般”（8幅）、“束鹿近郊”（7幅）、“由束鹿到枣强”（10幅）、“枣强县境”（6幅）、“由枣强到冀县途中”（7幅）、“由冀县到宁晋途中”（10幅）、“宁晋县境的民间”（10幅）、“由赵县到高邑”（9幅）、“由柏乡到尧山”（12幅）、“由巨鹿到南宫”（8幅）、“新河县境”（6幅）、“由新河到广宗”（10幅）、“威县县境”（8幅）、“自威县至清河”（9幅），共130幅。
赵望云“终日坐着大车，夜宿小店”，历时三个多月，绕行冀南十余县境，真实记录着当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一张张近乎速写式的画作，笔调朴素自然，不粉饰，更不隐晦，当时中国社会贫困落后的状况，跃然于新闻纸上。
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与赵望云的“农村写生”成为那段时期《大公报》最能吸引读者的两个专栏，因为他们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和苦难生活，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
不久之后，大公报社把《农村写生》专栏发表的130幅作品汇编成《赵望云农村写生集》，于当年9月1日出版发行。赵望云在这部《写生集》的自序中立誓——
“‘到民间去’的口号，无须再喊，但希望我们生在乡间的人们，走入城市之后，不要忘掉乡间才是。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1933年10月12日，身处天津的赵望云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赵亦云，冯玉祥将军的侍从室主任。
“冯将军非常喜爱《大公报》上刊登的‘农村写生’画，天天从报上剪下来，贴在日记本上，并用了4个月时间为每一幅画题了一首诗。现在130首诗都已写好，派我把诗稿送来，请先生过目。”
赵亦云的一席话让赵望云既兴奋又惊讶。这130首白话“冯”诗，与130幅“赵”画完美“合璧”。写实的画配朴素的诗，相得益彰。同年11月19日，根据冯玉祥提议，《赵望云农村写生集》再版时编入了这些题画诗，旨在让“泥水匠、瓦匠、木匠、铁匠，以及农夫和劳苦大众们都能一听就懂”。
就是这样一本“烧饼大油条”式的“诗配画”，却深受读者喜爱，一版再版至数万册，破了当时的出版纪录。更难能可贵的是，一位青年画家与一位爱国将军的传奇交往也就此拉开序章，传为佳话。
1934年春，《大公报》第二次聘请赵望云与文字记者杨汝泉同行作塞上写生，共作画99幅，随后汇集赵望云画、杨汝泉文、冯玉祥诗，编辑出版了《赵望云塞上写生集》。
1935年秋，赵望云以泰山地区民间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写生组画48幅，冯玉祥同样为画配诗，并亲笔隶书，刻于石上，以作永存。1938年2月，《泰山社会写生石刻诗画集》在武汉出版，冯玉祥请老舍为画集作序。序中写道——
“冯先生同情老百姓，爱助老百姓，愿意替老百姓做事说话……恰好就有个生在民间、喜爱乡村的画家来帮忙。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山水里那些古装的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的观察，深深的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
“白石翁画中有物，不爱摹古；望云画中有事，更进一步。而且，这个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又是这个世界的事。”1936年，《赵望云旅行印象画选》在上海出版，文学家盛成极为肯定赵望云画作中的“真实不虚”。
“父亲从上世纪初以勃勃青春之朝气，以农村写生横扫当年画坛之颓气，以‘塞上写生’‘泰山石刻’显赫神州画坛，又投身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编辑出版当时仅有的《抗战画刊》近40辑，为民族解放作出贡献。”在纪念父亲赵望云百年诞辰的文章中，赵振川这样写道：“1941年，《抗战画刊》停刊后，冯玉祥将军要为父亲在政治部第三厅安排工作，父亲没有接受。当时，父亲只有30多岁，在这人生的转折处，他毅然放弃了食俸禄的优越生活，选择了北上西进，面向大西北这未知的处女地探索生活，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布衣画家生涯。父亲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把能到祖国任何一个角落去写生认为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发现西北
2017年7月，盛夏的古城西安，暑气蒸人。笔者再次造访赵振川位于大唐芙蓉园外的画室，时空仿佛回到了三年前的初次见面，依旧是熟悉的画案与座椅，依旧是难得的清凉与静雅，一杯香茗奉上，沁人心脾。
“父亲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西北题材作品，大西北的自然山水人物在他身上唤起了新的观看方式和感知方式。”赵振川拿出了八帧新近发现的册页，它们均出自父亲赵望云之手。西域雪山、高原美景、辩经僧人、藏族妇女……看似简单的线条与随意的勾抹，却无不让在场的观者叹服，能运用如此干净洗练的表现手法，唤醒出那片神秘土地文化新生的活性因子，唯有赵望云。
“中国山水画自唐以来，兰州以西的大西北地域绝少有人去反映。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赵望云定居西安，先后数度赴河西、新疆、青海等地写生，成为中国画史中系统全面以西北山水为创作对象的第一人，为中国画的审美带来了崭新的气象，也为日后‘长安画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一同到访的西安市文联副主席、作家杜爱民补充道。
祖国的大西北，山原雄浑壮丽，民风朴实厚道。赵望云，这位北方的“民间人”，在这里找到了最契合自己艺术理念的风土人情。这块曾经游离于画史之外的“域外”宝地，终成一位艺术大师用笔耕耘的沃土。
因为西北，赵振川进一步理解了父亲的胸怀。1962年7月，他随赵望云赴甘肃、青海采风，这已是老人第五次赴河西走廊、祁连山写生。“在牧场上，我们在哈萨克的帐篷里过夜。牧场的夏天真美，马群、羊群、驼群，散布在广袤的草原上。父亲为了抢时间，刚下车就开始紧张的写生，直到日落西山，余晖即尽，方才收笔。”
这次历时百余日的西北之行，行程数千公里，分别在西宁、兰州、西安举办写生画展，并出版《赵望云祁连山写生》，收获颇丰。此时的赵望云已年逾五旬，距他1942年首次赴西北写生已经整整过去20年，但在儿子赵振川眼里，“当父亲回归大自然时，处处显露出一种童心”。
因为西北，赵望云与关山月成为挚友。1943年1月，赵望云的“西北旅行写生画展”与关山月的“西南旅行写生画展”同在战火中的陪都重庆先后举办，“或许是由于我的画反映的内容跟他（赵望云）有共同之处吧，我们真是一见如故。”关山月说。
同年春夏之交，赵、关二人更是与张振铎再次谋划到大西北写生，那次西行，关山月记忆犹新——
“我们一起骑着骆驼，以西瓜当水，锅盔当粮，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走了一个月，出了嘉峪关，登了祁连雪山。当我们来到敦煌这一艺术宝库的时候，正值张大千刚刚搬走，而常书鸿刚接上手又未到任，条件异常艰苦。我们一起趴在昏暗的窑洞里临画，我们一起喝那带有咸味的党河水，我们一起在千佛洞前的大杨树林里捡野蘑菇……在寂静的夜里，我们一同坐在石板上，听着吱吱的风沙声夹着遥远的驼铃，交谈着艺术的体会和见解。”
因为西北，赵望云的三名入室弟子黄胄、方济众、徐庶之，也跟随恩师的步伐踏进了艺术的“十字街头”。“他（赵望云）自己是苦出身，所以始终和社会上生活在底层的青年来往。新中国成立前，许多贫苦无告而又热爱艺术的青年都住在他家里，吃在他家里，得到他的爱护和培养。”（黄苗子语）
赵望云曾经对学生说：“我的画里永远不画不劳动者。”“生活的大门是敞开的，不分贵贱贫富，都欢迎你们。”
值得一提的是，徐庶之从20世纪50年代就落户乌鲁木齐，扎根边疆几十年，默默地走遍西域的山山水水，探毡房、访牧民，以精湛而有特色的风情画，终成名家。他始终铭记先生的教诲：“要表现画家所体察的生活和思想，就得走出象牙之塔，到生活中去体验，去画速写，那里真正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1977年3月29日凌晨，历经风雨的赵望云在西安市中心医院的急救室里停止了呼吸。他留给众人的最后一句话：“拿纸来！我要画画！要画大画！……”
闻听噩耗，徐庶之连夜从喀什赶回西安，七天汽车、三天三夜火车，他拖着肿粗的双腿扑倒在先生灵位前，感情一泻而出，哭得死去活来。
2017年6月13日，香港。作为赵望云的后代，赵振川及儿子赵森应邀出席了《大公报》庆祝创刊115周年纪念活动。
置身于会场之中，已年逾古稀的赵振川触景生情，感慨良多：“传承‘长安画派’老一辈‘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是我们这一代及下一代应坚定不移要走的艺术创作之路，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艺术家应积极响应深入生活，感触社会，创造出一幅幅美好的画卷，为国家贡献一份艺术家的力量。”
历史没有忘记赵望云。
诚如王鲁湘所言：“理解赵望云，需要时间；欣赏赵望云，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阅历，尤其需要心灵的解放，需要趣味的高尚，需要对朴素与醇和有发自生理上的亲近。有了这样近乎苛刻的基础，我们就可以心平气和地来谈论赵望云，就像打开一坛陈年老酒，或者面对一位来自乡下的硕学大儒。”
整理编辑：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