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蔡华伟

大自然是人类造物取之不尽的源泉，先民以漆液制成华美漆器，服务于人们的生需要养，创造出举世公认的辉煌历史，在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闪烁着中国漆器艺术的光彩和魅力。

漆器源流与文化“本元”特征

自1978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一件木质朱红漆碗，中国漆器被公认至少已有7000年的历史。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我国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漆器。这些早期漆器，不仅让我们对于漆器的产生有了清晰的认识，更爬梳出其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漆，又称生漆或大漆，是漆树分泌出来的液汁，用于髹涂日用器物，使之坚固耐用。中国是最早发现并使用漆液的国家，很早就大面积栽种漆树以供漆的生产和应用。《周礼·地官司徒·载师》有言“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将漆作为征税用，表明商周时期，漆的生产已纳入国家财税之中。

据文献载，舜作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髹墨漆朱过的木器，不仅防腐、耐酸、耐热、耐用，而且美观。从河姆渡漆碗可知，这种在漆液中调入朱色的做法，很早以前就已使用，而更早的做法应是单一用漆液髹涂木器。与石器时代并行，我们相信人类还存在一个“木器时代”，如工具、用具、食具、盖屋等大量生活、生产必需器物均用木器制成，用漆液涂刷，一经干固即异常坚牢，由此可以推测，中国用漆有近万年的历史。

在太湖地区新石器晚期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用漆大面积涂饰的黑陶杯、罐，漆色呈赫黄或红色。到商周时期，漆还用于涂刷皮革，并广泛用于车乘、弓矢和甲的涂饰，从最初的漆涂木器扩展到其他材质表面的髹饰，以及蚌壳、玉雕、镶嵌等综合材质的髹饰。到秦汉三国时期，漆器工艺分工细致，品类繁多，彩绘、描金、雕漆、变涂等结合多种装饰手法，在绘画、雕塑未曾独立产生之前，扮演着文化艺术形态的综合性特征。漆器艺术综合了材料、技术、功能、艺术与审美，一方面满足实用生活的物质需要，一方面自由描绘社会阶层的生活状态与理想，成为现实社会与审美精神的显现。

因此，漆器是一种“原发性”的“母体”艺术，是“本元文化”的一种类型。它将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统一于创造活动，纯粹的艺术从这里分化独立出来，形成精神性的艺术形式，即从实用转化为鉴赏，从依附于器物的纹饰到独立的绘画，从漆艺技术到艺术制作的移用等等，表现出漆艺整合分化、变与统的文化“本元”特质。

中国漆器艺术被看成是历史的奇迹，它源自实用，服务于人类生活，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起着功能性的作用。它们的根本目标是生活，同时也创造出独具中华审美特质的文化和价值。大量的漆器为生活用品，它们普普通通，却构成了人类“生活的艺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

典雅、瑰丽是漆艺美感的自然呈现

自战国开始，漆器因色泽艳丽、纹样丰富、轻巧便利等优点而替代制作繁复、原料稀缺的青铜器，确立起造物主流类型的地位。夹纻胎、薄木麻布胎、皮胎以及针刻、描金银与铜饰等新技术纷纷登场。经汉、唐、宋、元的演变，漆器艺术呈现出瑰丽圆润、典雅质朴两大特色，由此构成了中国漆艺美感风格的总体特征。

地处江汉平原的湖北随州，曾出土大量战国曾侯乙墓漆器，像生的鸳鸯、鸱鸮、卧鹿、蛇、蛙、虎、龙、凤等造型，充分体现出工匠的巧妙创意与独特的艺术风格。然而，漆器虽轻便但生产费工，“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汉代漆器生产制作不惜工本，因规模庞大而设置专官管理。如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达500件之多，前所未有，其装饰精巧尤以神人狩猎纹、缭绕云气纹构成墨朱流韵的瑰丽美感。漆器艺术在汉代的盛行，奠定了其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重大意义。

1984年，安徽马鞍山出土三国东吴时期朱然墓“季扎挂剑图”漆盘，表现出礼教信义与特定环境下的人物状态。而同一墓出土一对犀皮耳杯漆器，比文献记载犀皮漆提前了600多年。漆器作为朱然墓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既有填补空白之价值，优美的漆画也为研究三国时期的绘画提供了宝贵实证。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一种以传统夹纻技法制作大型佛像的方式，被认为是漆器工艺移用到雕塑艺术的一个大胆创举。据传东晋雕塑家戴逵所作五躯佛夹纻像就安置于建康瓦棺寺，与顾恺之维摩诘壁画、狮子国玉像，并称“瓦棺寺三绝”。此期髹漆工艺被文人用作怡情之物，在漆器装饰上新的创造是班漆和绿沉漆，用途较广，实用美观，如王羲之曾得绿沉漆竹管而爱不释手。

历史进入唐代，自汉、魏晋南北朝漆器装饰发展起来的“金银平脱”新品诞生了。这种将金银薄片纹样粘贴于漆胎，经多次研磨推光而成的平脱漆器，呈现出金银与漆胎交错、色泽相互辉映的瑰丽风格。现藏日本奈良正仓院的金银平脱古琴正是唐代匠师的杰作。唐代另一种盛行的漆器技法是螺钿与珠玉镶嵌，而在诸多这种新品中，将螺钿镶嵌于铜镜并利用平脱手法，又创造出一种名贵新品。战国以来，漆器艺术以“精巧”“流韵”的基调，经汉晋发展至唐，确立了“瑰丽”“圆润”为主流的漆器新风格。精心设计的花鸟纹样，饱满充实的形态装饰，结合着镶嵌、雕镂、推光、平脱技巧，形成富丽堂皇、绚丽多彩的漆艺品质。

宋元髹漆，承继汉唐，新创剔犀、剔彩技法，“藏锋清处，运刀通法”，具圆浑、质朴之风，而民用漆器简洁、实用，适宜生活。宋代漆器的质朴典雅是唐漆绚烂至极后的风格转化，这一转变，是士大夫审美情趣与市民文化的世俗化、生活化和实用化所致。

及至明清，雕漆盛行，工极精细，风格多样，其他金漆、堆漆、漆画、雕填也光莹炫目。此时，漆的应用范围扩大，民间与官营漆艺上下互动，相互媲美，明清能工巧匠辈出，并善于总结，一部《髹饰录》闻名海内外，这些直接影响到现代漆艺的形成。

中国漆艺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也有独立使用漆的历史，如古埃及、古希腊和南美洲地区。但中国漆器历史之悠久、工艺之精巧、影响之深远是无可比拟的，中国漆器器形之多样、设计之合理、品类之系统也是无法企及的。

在全球范围内，自汉代始，中国漆器经商贸、宗教、遣使等途径传入东亚各国及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地。

唐天宝年间，鉴真东渡，随从手艺工匠达185人，所携物品中就有许多漆碗、漆画、漆屏风。夹纻造像技法也由此传至日本，后日文名称“干漆造”。唐时中日交往密切，日僧与留学生来唐学习频繁，中国漆艺对于日本漆艺的影响深刻且久远。

元代海上贸易发达，元漆器在日本、东南亚、非洲地区广泛传播。据《日本国志》载，剔红传入日本，日人称剔红为堆朱，并崇拜元代雕漆家张成、杨茂，而在江户时代将造剔红漆器者称“堆朱杨成”，沿用至今。

在清末中外文化商贸交往中，中国漆器与丝绸、瓷器等一起销往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第一艘商船安菲特里忒号带回了中国漆器，典雅、华丽的漆器深受法国人喜爱，法国人因此将漆器称为“Amphrityite”（安菲特里忒）。中国漆器艺术被接受并规模化仿制，一种“中国风情”的文化景观在18世纪的法国社会形成。

中国漆器艺术是中国文化外溢影响的重要载体，它特有的审美样式代表着中国文化艺术的美学精神，所传递出的艺术信息是与世界文化一体而又有独特特征的，激起世界各国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想象与模仿，充分彰显出中国漆器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身份。

20世纪以来，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中国漆艺经历了一个艰辛探索、解体重构的过程，在继承传统工艺中存长去短，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息创新。许多漆艺家突破传统，将漆画从依附的器物中分离出来，开拓出漆艺新的领域，丰富了中国绘画的内涵和类型。技法、材料、语言、观念、生产等方面的更新，带来了中国漆艺的全面复兴。

中国现代漆艺承载着绵延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精华，保持着中国文化的自信和特有魅力，它在当代融入了现代生活观、艺术观和新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正以更鲜明的品格个性、更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展现在世界面前，赢得各国人民的喜爱。

（作者：李立新  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2018年04月22日12版）

整理编辑：吾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