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美院先后有两位先生辞世，油画家冯法祀先生和油画家韦启美先生。这让我感到有一种东西眼看着在失去，又无法挽留。
几个月前，在校园见到韦先生儿子浒生。他说：“我和老爷子说你回来了，老爷子说：‘我记得徐冰。'”我说：“他身体好吧?哪天我去看他。”怪我每天瞎忙，还没去看他，他已经走了。
韦先生遗体告别那天，我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去，这不是为任何事由，只因为每次提起或想到韦先生，在我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韦先生在阅览室翻阅报纸的样子和他在八五年前后画的几幅画。这是经记忆筛选留下的，这记忆是珍贵的，我不想移开它。
老美院的期刊阅览室很小，
我接触韦先生的那段时间，算下来，他是六十岁出头。之后我不在国内，也就没有机会接触了。常说老人像孩子，那时的韦先生说话、表情就已经非常像一个孩子，单纯、善意。他翻阅报纸的姿势、眼神，起身换书那谨慎的动作，特别像个守规矩的学生，轻的一点风都没有。他坐在那儿，周围的空间就安静下来，空气的流动会变慢，在走动的人中间，他像是不存在，别人也影响不到他。
对韦先生的这些感觉，今天想起来是一种多美好的东西——润至细无声，现在到哪儿去找这种感觉。但当时，即使是坐在韦先生的旁边，也是不懂得感受这些的。我只知道他也是一位漫画家，有时发表漫画作品，他又来翻阅报刊，寻找他的漫画灵感了。我只是佩服这位大画家、老师对时政趣闻如此细心和有兴趣，并不懂得这些与他的油画创作、与画室中要解决的问题之间有什么关系。
韦先生是油画系的老师，不直接教我，但常听别的先生说，他是一位如何好的老师。油画系新生入校第一阶段的课，如果是韦先生上的，那是决定一生的。其他系的学生要想感受韦先生的治学和思想，只能通过集体走访老师的方式;我们班就组织过一次。那天讲了些什么，我现在真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记得清楚的，是韦先生慢条斯理谈话的样子。他说话和笑容是合在一起的，嗓音温润谦和的像是喉咙里含着水。还记得的就是，从先生家出来后，同学们一路上兴奋的情景。
整个八十年代，新潮美术风起云涌。说真的，那时各式各样的“新”艺术并没给我什么真的触动和启发，而韦先生的几幅不大的油画却给过我耳目一新的震动。油画还是油画，却透着一种那时期中国的，北京的，或者是西城区一带的，甚至是从附中走廊里都能感受到的，社会空气中新的空气。它们是油画吗?却不是马克西莫夫的，不是伤痕美术苦大仇深的笔触，也不是“大灵魂”那种深刻无比的画面。它们看上去只是与要表现的事情直接的对位——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对电教室那种特别光线的好奇;或者是一个赶班车人的动作——是那种纯净的，最直接的眼睛才能看到的。画儿画的，像是学画上手不久的人，第一次面对创作，面对新题目的感觉;有点像从区文化馆美术班走出来的，年轻人的油画。这种描述我知道并不合适，但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一位央美的油画教授，不露任何技术和风格痕迹的绘画。
这几幅画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在不以任何风格流派参照之下，艺术，具体到用色、用笔、构图、画面与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周边的变化，是一种什么关系，“新”是什么，新的感觉是怎么来的。
八五年，我在版画系教书期间，为一幅创作，曾请韦先生来看过稿子。他很有耐心，但并不是兴致勃勃地那种谈话。没过多久，当我第一次在展览会上看到韦先生的这批耳目一新的画时，我想起为什么韦先生面对我的那张创作稿时，是想说又不知该怎么说的样子。算算时间，他看我的画稿时，应该是他正在画这几幅油画的时候。我那时还处在乡土+形式构成+沉重的古典刻画的混杂之中。对这样一个执着的，求新求变，又不得要领的人，他确实不知道该从哪说起，这种在熟练的技术里，又夹杂着观念上幼稚的画，是最难指导的。
韦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画家，可作品中总是透着对艺术的从容与明慧，他的这几幅画一定让不少同行和我一样，受到过那种只有从心底才能感受到的震动。我没有经历韦先生的告别仪式，他还在美院的氛围中，弓着背，安静地翻看着新上架的报刊，想着艺术的事，画着画。（文：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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