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作品《墟日》

三江访谈

人物名片：

王真真，1947年出生于沈阳。现为沈阳师大美术学院的教授、研究生导师、学科创始人和带头人，辽宁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出生在艺术世家，父亲王盛烈是现实主义中国画大家，关东画派的创始人，半个世纪前，他创作的大型国画《八女投江》享誉中国画坛；母亲吕馥慧也是著名画家。王真真经历坎坷，上山下乡１３年后重新执笔作画。获得过海内外多种艺术奖项。

９月１日—１４日，《一花三世界———吕馥慧、王真真、于晨画作展》在宁波美术馆举行，这也是她和母亲以及女儿的联袂艺术展。

记者：这是一场让观众很有收获的艺术展，您选择到宁波美术馆来开画展的契机是什么？

王真真：我想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作用。首先要感谢我的老同学韩培生的牵线搭桥。今天宁波的画展来了我十几位老同学，当时我们中国美院（当年是浙江美术学院）附中总共有２８位同班同学，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才读了两个月就因为文革中父亲所谓的“问题”不得不离开校园，下放到农村，一呆就是１３年。虽然只有仅仅两个月的同学情，但那么多年之后，这些老同学仍这么支持我，我真的很感动。

一年前，我的作品应邀参加浙江省美协在香港举行的名家展，我的一些老同学也去参加了，然后我就接到了韩培生的电话，建议我应该到宁波来做展览。宁波城市干净整洁，繁华又不失安宁，宁波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宁波人的平和低调，让我很喜欢，于是就这么定下来了。在大半年的准备时间中，我又专门创作了一批新作品，尽量把工作做得细致完善。

选择在９月１日开展，并且和母亲、女儿一起做展览，还有一份深深的心愿。我的母亲吕馥慧也是著名画家，执教艺术教育60年。９月１日是母亲辞世两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把包括母亲的作品在内的１５０件精品一起做联展，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我对母亲的特别纪念。

记者：您出生于艺术世家，父母给您艺术道路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真真：从小我就以为自己生来是画画的，从基因遗传来说，我有着父母绘画的天赋，我喜欢画画，将来的理想也是矢志不渝地做个画家。但是父母并不刻意地教我画画，经常是父亲在一边搞创作，母亲在另一边备课，我就画自己的白雪公主。他们给我一种良好的艺术氛围，培养我对绘画浓厚的兴趣，以及对色彩、造型的感觉。对于孩子来说，爱好和兴趣比学会具体的素描重要得多。

应该说，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母亲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父亲现实题材的创作很有名，尤其在他创作了《八女投江》之后。学院派一般都强调基本功，油画讲究古典技法的到位和理解把握，中国画也如此。所有的绘画都需要借助具体元素来表达，我羡慕油画的色彩，而我的色彩感比较好，就尝试着把它一步步用到中国画上来。

很多人说中国画我们无法超越古人了，其实现代人比古人画得好，只是我们内心的宁静不及古人。杜甫的诗中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古今中外，艺术家对自然的感悟、对生命的悲悯是一致的。这次展出中，母亲以水彩和油画为主，女儿主要是油画，而我是水墨画，我认为绘画，不管是什么样的种类，需要承载的感情和对生命、自然的关系是具有共性的。

记者：您的创作有自己独到的艺术语言，特别是线条的运用，能把素描的造型和中国画的笔墨技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王真真：这种融合是自然而然的。西方写实绘画的素描造型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技法，原来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和艺术表现方式，我们也一直把笔墨技法与素描造型当成一对矛盾，这对于拓展中国人物画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我把素描和笔墨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的素描要求准确、科学、像，对各种技法如数家珍等，高级的素描也需要笔墨，但没有笔墨的肌理，否则画面无法打开来看。中国画也是如此，光有线描不行，还要想到素描的那种准确和科学性，哪儿是着力点，那儿适合留白，可以更加简洁地表达出来。所以，正确地学习西方素描的一些科学的造型办法，用线条来概括形象，并遵循形象的精神特征来发挥中国画笔墨的功效是可行的。

记者：除了您的人物画，您的花卉画也富有特色，繁花似锦，大气而充满生机，而且似乎还在述说着一种故事。

王真真：从１７岁下放到农村劳动到３０岁回城读大学，我在农村生活了１３年，而且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我想，对于花的热爱，本质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礼赞，是众生平等的观念。在中国画的概念里，花鸟画这类题材的表现本身具有人格化，我们是赋予它情感的。

父亲喜欢画老梨树，古诗中有许多是描写梨花的美，白居易一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写出了人间美色的极致，更有浓浓的情怀。父亲是个东北男人，他喜欢自然，喜欢用花卉表现朴素的美，他除了画梨花，还喜欢荷花那清新高远的美。因为父亲画这些题材，也许是出于寄托，所以我也喜欢画。喜欢荷花生命状态中那一片自然的野逸情趣，感悟那些生命带来的一岁一枯荣的艺术共性，也难忘特殊的岁月中在老梨树下的父亲的殷殷等待……

很多名家的后代，都承袭父辈的绘画风格，甚至孙子辈还沿袭这种风格。但是父亲明确让我远离他的风格，当年他让我报考南方的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就是不想让我呆在他的身边学画，父亲觉得我已经有了良好的造型能力，更应该进一步学习中国画，中国美院有潘天寿、林风眠等大家。父亲是个很有眼光，对于学术很包容的人。所以同样的荷花和梨花，我和父亲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上次在中国美术馆做展览，就有艺术批评家说，看了你的那么多作品，感觉完全不像是同一个人画的，尤其不像是女性画的。因为我擅长大画和大题材的把握，而且不局限于某一门类，人物、花卉、工笔、写意等都能画。

记者：北方和南方的中国画是有区别的，所以南方有岭南画派，我们江浙是海派，江苏有金陵画派，您的父亲是关东画派的创始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东画派。

王真真：关东画派的提法来自３０年前，是指上世纪６０年代鲁迅美术学院一批以人物画为主的画家群体，他们的作品主题鲜明，色彩浓烈，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历史，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手法，在当时美术界形成很大影响。相对于南方的画派，关东画派的风格会粗犷一些。对于“关东画派的创始人”的说法父亲生前始终不同意，他认为“关东画派”是东北三省美术家共同创造的，是东北三省艺术家共同努力的结晶。

记者：中国画以水墨为主，缺少油画那种丰富的色彩和立体感，您如何解决中国画的上色问题，从而达到丰富又雅丽的艺术效果呢？

王真真：中国画向来是以墨代色，墨分五色。在中国画传统中，色彩没有得到高度发展。相对于西方绘画，我们在色彩研究上还比较弱，由于材料本身有局限，与西方绘画相比，总不如它们强烈，有情调。

我在水墨中运用了油画用色的冷暖对比，还有中国画意象造型所需要的色彩感，比如用红色必须要绿色来衬托才会更红，而飞花则用白衣裙上的点来表达才显得飘逸灵动，这是靠感觉来把握的，点到即止。

色彩在工笔画中尤为重要，但我觉得普遍存在着工而无笔，重而无彩的问题，缺少色彩感。我觉得中国画的颜色，还是要单纯而强烈，关键就是用墨的对比和把握。

记者：现在大家对于中国画的发展有很多思考，您对此的探索和体验是什么？

王真真：就说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吧，现在人物画创作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难度大。我觉得不管什么人物画，首先是角色，也就是故事性，然后才是考虑怎样准确地把人物表现好。

大家都知道东北秧歌，我创作的《暖雪》就是表达这个题材的。如果只是为了表达热闹场面，那很容易变成格调不高的年画，所以我努力地避免这个问题。平凡的生活需要高雅，普通人的情感需要升华，这就是艺术和生活的区别，人物画在表现地方文化的时候尤其如此。所以任何一种画法和题材，我从来都不是驾轻就熟地重复自己，而是每一次创作都是从头来过，亦步亦趋，在情感表达上也是如此，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尝试，哪怕写生也是如此。

记者：您所追求的中国画的审美意境是什么？

王真真：中国画的“意象”一词，看似深奥，但我认为可以把它变得朴实化、有操作性。“意象”不是凭空而来，是在作品与真实的距离上生成的感觉，比真实更为强烈，是更具有感染力及典型性的艺术再造。

中国画的根基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讲中和、平正，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平和、高古的这样的一类生命。徐悲鸿先生曾经讲艺有两德，曰华贵、曰静穆，华贵是一种精神的高度，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精神状态，静穆呢？我认为一个人的内心静穆可以跟山川对话，可以跟鸟兽对话，可以跟古往今来的无数山贤、高士对话，你就会打破时空对你造成的阻碍，所以说绘画需要静得下来的心态。

责任编辑：吾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