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华 《MomFDad》
122 x 122 cm 2013
经过中环一浪接一浪的闷热空气、一拨一拨被日常的劳碌放逐的白领洗刷，画廊内克鲁格（Barbara Kruger）的迎头一句“你上次笑是什么时候？”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laughed?”）可谓来得及时——彩虹七色的画面上白色字句赫然。在堕进心灵鸡汤式的自我反思前，我急忙把眼光转移到艾敏（Tracey Emin）的《这是爱吗》 （“Is This Love”, 2012）——宝蓝钴蓝交织的白棉布上，一句“又如何？”（“so what?”）明显最引人眼球。香港艺术家曾建华明显也有话要说，形式却相当低调，《MomFDad》 （2013）中，灰色和黑色的花卉在画布上怒放，远看有点像墙纸。驻足细看不难发现，组成花朵的是似曾相识的色情电影关键词（例如“素人”、“大波”），欲望和语义之流、融合植物的繁殖系统和人类性器官在同一个平面上连缀。
郑国谷的绘画《香港2009，no.1》（2009）描绘了香港的一个最繁忙的十字路口——德辅道和毕打界交界
，这恰恰也是画廊所在。摩肩接踵的路口上，城市的速度令人的注意力减损 ，人们犹如泡沫，边推挤边快速地划过彼此。五彩斑斓的字块以繁华街头作背景，内容环绕八卦杂志的名人花边新闻和星座运程
。作为不少香港人茶余饭后的要事，这些关乎个人命运的奇观 （spectacle）被毒艳的颜色强调着，等待观众在知觉上的反射动作：人们看见那种八卦杂志形式的行文和字体（它们是小报行业和其视觉身份的基础），马上就能进入偷窥状态，随时准备以阅读介入他人的私人领域。
何岸依旧保持对招牌的兴趣，那些在街头巷尾点亮的专有名词、商标和口号的霓虹，在艺术家手中变换了语境。何岸的装置作品《我讨厌拥有和被拥有》（2013）像霓虹灯管被随意扭曲后产生的线条和棱角，灯箱展示的就是作品标题的字句，只是字体看来像被割走一部分，而变得难以辨认。作品中句子或许来自电影《英国病人》（English Patient, 1996），但又不难想象是艺术家“人在江湖”式的个人感悟。白双全的作品低调又隐蔽，中英夹杂的黑色粗体字“Moon是两个满月”。“Moon”的读音是“满”印在画廊其中一条横梁上， 一不留神就会错过。艺术家以粤语的“满”和英文“月亮”（moon）的读音和视觉形象构成一个能指的波罗米昂三环：“moon”的读音和粤语的“满”雷同，英文字母“O”又和满月的图像形状相似。
“文字无疆界”上的有些作品关乎光的意象，可以说具有“向旋光性”，有些作品却贪暗喜黑。 费尔南德斯（Teresita Fernandez）的《夜书（南回归线）》[（“Night Writing （Tropic of Capricorn）” , 2011] 以喷墨打印充盈着紫色极光的夜空（极像某品牌的电脑屏幕保护），穹苍中的星群被整齐的圆孔替代。这些空洞根据夜书系统写就，夜书其实是盲文的前身，供身在黑暗的战场上的士兵互相沟通。
赫什阿里（Shirazeh Houshiary）的绘画作品《裂口》（Chasm）
中，重复的白色符号在蓝白黑交织的裂缝状图像上罩了一层薄雾。《世界之言系列》（World Word Series）展示的机器刺绣图画的构图展示着标语式文字。公共场所作画布是艺术家罗德（Robin Rhode）的惯常创作手段，摄影作品“四幕戏”（“Four Plays”）是艺术家在暗色墙上绘画篮球状的图像，模仿图形在空中缓慢移动的幻象。
一个在标题中强调“书写”的展览，出现以文字为本的作品确实理所当然，尤其语言和“死亡”一样，都是当代艺术的常见议题，因为人本来就是被死亡定义、言说着的主体。语言作为观念艺术的媒材，在展览中担任表达和概念的载体。除了曾建华和克鲁格那种通过语言直接诘问和挑衅的作品，其他作品各有其对语言的探索：赫什阿里以声音与视觉符号的重复和差异，抽取语言可累积（accumulative）的物性；郑国谷的绘画中令人目眩的字体和繁忙街道的图像层迭，点出“看”和“读”的模糊界限；费尔南德斯
“夜书”和装裱在其后的镜子难免让人联想到拉康（对，语言和拉康，多么的理所当然）的想象界（主体的欲望与缺失连接之处）。想象界和心理学的镜像阶段（mirror stage）关系密切，它被符号秩序（the symbolic order）建构，而符号界是语言维度，大他者（the big Other）之所在，主体得经验之才得以成为主体。
“文字无疆界”展出与文字有关的作品无可厚非，不过文字在此展中却有过度暴光之虞。或许展览或多或少承继了上世纪的哲学领域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中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代表人物研究哲学、存在和语言之间的纠葛。展览的文字泛滥响应了策展主题，以视觉生产思考语言特性。不同语言（汉语、阿拉伯文、英语
……）的交织强调语言的表达形式中物性和感官资料（sense data）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声音的“诸众”（multitude），有望打破书写和语言的藩篱，或至少推倒语言约定俗成的铜墙铁壁。尽管展览在上演着对语言本身的探索，但这种勘探似乎被简化为文字。人们在言说的同时亦被言说（至少拉康派会认同），言说的可能被作为符码系统的语言所限制，被作为他者的语言之绝对他性（alterity）所降伏，人们只能跟随。加上德里达等学者曾经告诉我们语言之外别无他物，至少在某程度上，语言本身就是书写和思维的界限。以文字作为反思语言本身的工具，结果明显不会是解域，因为以文字为本的作品，并不免疫于语言的否定性经济学（economics of negativity）——能指总是被它所不是之物定义，永远在语言的界限之内兜转，反之这些作品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书写的界限被墙上的文字所巩固。
展览标题所提到的“界限”，总让人反思空间性为何——不论是展场里的空间和还是思维上的空间。“文字无疆界”展览作品均为二维墙上作品，看来像直接把书写平面搬字过纸，不管是展场的墙壁，还是我们落笔的书写面，平面总有意无意地暗示某种中立性，其平滑的性质宣传着自由的幻觉。这种有关空间的普遍语法，奥道蒂（Brian O’Doherty）早在《白立方之内》对故作中立姿态作出了批评。这个展览的空间策略似乎是早为写作画地为界，在盒子隐晦的霸道中找到共同语言。
责任编辑：吾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