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提名展批评家、艺术家合影

中国批评家年会，多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称呼，国字头的称呼让人不明觉厉。但一路走下来，七年也足以看出批评家年会的路数。总结起来，每一届年会大家聚到一起，也不过是聚到一起而已，谈的问题基本上没变过，只是换了个说法，换个角度。每年的内容无非都是传统与当代，骂体制，警惕西方，挖掘本土，强调独立,骂资本；如果有女批评家参加必定要设置常规性的女性骂男权，如若没有那接下来基本上就是私人恩怨。每年都在列举问题。每年列举的问题都是上一届的问题。至于这些问题该如何入手解决，对不起，不知道。不知道？诸位你们可都是专家啊？聚在一起不是商讨如何解决的吗？专家们回答，解决不了。为什么？都怪执政党。

怪当朝永远是个万全的法子。可仔细一琢磨，觉得不对味。就好比您是医生，我病了快要死了，请您来看看。请您来了，您一看大惊失色的说，“嗬！你病了！”您不废话吗，我疼得打滚我不知道病了？紧接着您中医西医给我扯了一堆，把我这病的历史、理论，对这病中西医看法的不同都梳理了一遍，我豆大的汗珠流了一地忍着听完，问您怎么治，您说没办法，都怪社会制度。说实话，要不是疼的直不起腰来，我非给您两个嘴巴子。

年年复述问题，全都没有招，也不怪批评家们。这说到底是个能力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多数人选择了说。但问题在于，如果不去做，根本就不会知道问题具体出在什么地方，就只能自己想象，琢磨。这个道理，除了艺术圈的人，都懂。所以有时候觉得艺术圈的人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习惯于狡辩。但如果真要下地干活，那就费心了——懂经济，懂人情世故，懂实际政策，懂法律，一个展览绝不可能是写个前言就领稿费的事情，所以有能力斡旋的人，一般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痛。

许多批评家们不下地，其实根本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里，更不用说想着去改进了。没做过的事情，硬要评论，结果可想而知。透过他们讨论的问题和思维方式，基本上可以肯定还停留在揪住制度“原罪”和市场“原罪”不放的阶段。所谓制度“原罪”，就是长篇大论说了半天最后总结起来核心结论就是“制度有问题”——这是明摆着的，不是专家也能看出来。所谓市场“原罪”就是在道德上弱化商人，鄙视商人通过与体制斡旋而获利的方式。在商界，市场原罪问题在九十年代初就讨论完了，今天艺术圈还没过这一关，只能说在意识上落后了人家二十年。

这种思想背景下的批评家们，基本上玩的是文字和知识游戏。自己设定一个看似很高深的命题，但其实很偏，根本不是当下艺术界的重点问题，只能说他个人比较喜欢——但你喜欢的，未必重要。一堆人聚到一起讨论一些概念问题，其实没什么意思。更神奇的是，聚到一起骂骂体制和资本这些“外人”就算了，批评家们纷纷自扇耳光，骂艺术批评只吹不批，收钱，利益纠葛啥的，潜台词就是“他们都堕落，我自己高尚”，你看我敢说这个问题。敢说这问题不代表没你什么事，来来回回那不就说的这几十个人么，您要不就别内讧，要不就真点名。

草民没文化，凡事喜欢来实在的。专家的用处，就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干。一个不去讨论可供执行的解决方案的国字头会议，多少也该自我批评一下了。学术就是解决问题，不是描述问题，更不是煽情站队叹气。艺术制度在今天遭遇的困境，不可能通过思想讨论来解决，也不可能仰仗政府的制度空降来维持，唯一可行的是通过经济手段，因此艺术市场问题在今天至关重要。某种意义上，这有点像***所发现的，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达到开放、交流最终改变顽固的意识形态。这么现实的问题，大会不做讨论，也没有形成任何专家的呼吁，外界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概念之争，放空炮。

至于提方力钧，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情。方力钧是大家集体表立场的绝佳题材。不过因为方力钧分量太重，不太敢有人轻举妄骂，这要是换个不出名的艺术家，必然遭到大会群殴。“体制”今天已经变得和“西方”这个词一样，是个不准确的词，如果要说体制，美术学院算不算体制内，拿的工资是不是国家拨款，这次大会的场所是不是政府拨款建的，有没有主管部门？

真心希望批评家们，多谈点可供具体操作的攻略方案；少年复一年地复述问题，埋汰别人。你们是专家，你们要告诉政府怎么做，你们要有结论，来进行一点哪怕是极其微妙的改变。（文：赵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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