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图《择胜亭铭》局部
□康耀仁
对于书法,不少人以为学点魏晋,临点唐宋,便可拥得那个时代的古风,其实不然。早的不说,整个清代,仅有赵之谦、金农等人,还能沾点魏人体势。能入唐人堂奥的,刘墉、何绍基可以挨边,其余不足为论。可以说,魏晋风骨,几乎是清以来书家追求的精神实质。到了二十世纪,弘一和于右任在二十年代前尚存魏晋体貌,但随着晚年各自风格的形成,那点体貌已不复存焉。真正在晚年还能保持魏晋风骨的,只有谢无量和沈曾植,虽然他们的审美意味有所不同。
在明代,书法的形式,因为建筑结构的高大,使得高头大轴作品成为主流。为了适应这种形式需要,书家调整案头卷册的精致笔法,以至改变了形态和章法,从而区别于前代而独标于世。时过不到400年,当代人因为展览公示,不得不延续明清的形式审美。所以,不管当代人如何标榜自己高古,基本路数仍然归属明清范畴。
说是明清,其实指的是明末清初那个时段。历史在转折时期,虽是社会动乱,乱象杂生,却也引领各路英才纷纷出笼,这个现象不唯思想领域,书法也不例外,虽然在古人眼里,书法仅为末流。
在明末清初的大变革时代,书法领域出现五位大腕,按出生依次为: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张瑞图、傅山。有意思的是,五大家中,具备魏晋风骨的,却只有同属闽籍的张瑞图和黄道周。按八闽地域细分,张瑞图属泉州晋江,黄道周属漳州漳浦,又同属闽南。凑巧的是,新时期的书法热,闽南的书法高手在全国占据了应有的分量。区别在于,漳州的书法群体多少受到黄道周熏陶,而泉州的书法风貌,从整体到个体,与张瑞图没有关联,不管是形态还是笔法,几乎找不到张瑞图的影子。
关于张瑞图,其名世的标志当属书法,史料称其书与董其昌齐名,所谓“南张北董”。但因其政治与阉党的关联,有好事者呲之气节缺失,将其与王铎并论,以为缺节之人,其书必恶,不可取,甚至莫名其妙套之“书如其人”以将传讹后人。
公平而言,王铎雄强俊逸的书风,放置书史,几人可望其肩背?而张瑞图则是以融合魏碑的雄强恣肆,和晋人法帖的跌宕典雅而特立独行。其线性棱角夸张,力度彰显,几乎忽略圆转,而极尽翻折之所能,使得刚烈、劲爽、强健的阳刚气扑人眉宇。从直观审美,这是真汉子的心迹,按照时下所言,真可谓正能量。更重要的是,其线性、特质完全符合泉州人倔强刚毅又不失机巧的性格特征。泉州的这个地域性格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已无从考究,但至少在张瑞图的时代,便从书法技法显现出来。因此,“书如其人”如果从性格角度出发,恰如其分。但问题是,中国的文化太奇特,会将所有的正能量寄托于把控各个领域的士大夫,以为士大夫就该是民族的脊梁,不管何时何地,士大夫脊梁不挺,士气要低人一等;若脊梁不弯,整个民族的精神就会朝气蓬勃。这个良好的主观愿望,却导致了审美的偏向甚至扭曲。
从基本的书法形态和笔法分析,张瑞图的书法,上可追溯到魏碑、晋帖,下可追邓石如、包世臣、沈曾植、乃至王遽常、沙孟海等,一脉相承,又风格多样。书法讲究传承,但传承本地域最优秀资源和基因,却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这个现象在其他的地方早已顺理成章。比如浙江学二王体系,江苏得吴门一脉真传,河南延续王铎气势,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而地域书风、符号彰显。遗憾的是,泉州的书法风貌,却一如既往地无视张瑞图的存在,忽略这位乡贤的优秀特质,从而缺失这位具备魏晋风骨的一流书法家的滋养,是泉州书法人倔强性格导致不屑?还是审美缺失以致无从下手?
因此,如果要问,泉州的地域书风是什么?恐怕没有人可以回答。为什么,因为没有最基本的传统主轴,而这个主轴则是与众不同的地域资源。一个地方连乡贤优秀基因都不具备,如何有更宽博的胸怀去接纳外面的丰厚素材?又能如何形成与众不同的地域风貌?
康耀仁,祖籍泉州惠安,书画家、鉴藏家、艺评人,中国书协维权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兼导师工作室导师,《法书经典》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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