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刻刀挖掘人性光芒

——访版画家代大权

《顽强的希望》 180厘米×120厘米 黑白木刻

《重于泰山》 400厘米×300厘米 黑白木刻

《男女关系——相敬如宾》 140厘米×140厘米 黑白木刻

画家寄语：

在版画制作或印刷时出现的许多可能性让我拥有了决定的快乐，我的决定使一种可能引发出更多种可能，每一种可能都是一个陌生的路口，每个可能又与其他可能关联影响，如此使版画的语言探索既有纵深的穿透力，又有展开的丰富性，一次次地触摸解析这些可能，就像探索一个个的迷宫。在枯燥中发掘生动，在呆板里寻找灵活，二律背反，反正相依互让，从画到人，由相及心，就再也找不到停下来的借口。

代大权，1954年生，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并留校任教，担任版画专业教研室主任、学院学术创作带头人。2001年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绘画系副主任。现为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国家版画院副院长、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指导专家。曾获“中国美术金彩奖”金奖、“鲁迅版画奖”、全国版画展金奖等。其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中国版画百年回顾展等国家一级展览，并被美国波兰特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美术馆等收藏。

自强不息  后来居上

1954年，代大权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5岁时随父母来到宁夏。1966年，已是少年的代大权虽还不懂社会政治生活，但满街的游行队伍、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占据了他整个记忆。然而天生聪慧、喜欢绘画的代大权，在父母的熏陶下，木棍做画笔，大地做纸张，写写画画便成了他与其他孩子最显著的区别。

15岁时，代大权进入宁夏一汽车修理车间工作。“修了8年汽车，从学徒修到四级工，因此我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工人文化基因。”代大权说。8年里，他始终以工人身份观察社会。“不是利己的、功利的，而是以透明、直爽的态度面对工作和人生。工人就是这种态度。”对代大权来说，后来的版画创作风格也得益于在工人中熏陶出的作风。

1977年，代大权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刚进入版画系时，他坦言自己是水平最差的。“我接受的正统美术教育少，这之前没有更多时间做基础训练，连石膏像都没见过，更别提画块面、结构关系，一点经验也没有……”1982年毕业时，他却成了最出色的学生，并得以留校。西安美术学院老院长刘蒙天在他的《论第一批毕业生》中说：“代大权版画创作的综合修养比其他学生高，有很强的创作优势。”

“我有跑步习惯。其他同学还在梦中时，不论外面多大风雪，我会坚持跑步。这样的意志力转换到画画中，也表现出不言放弃的精神。”奔跑中的代大权，比其他人更懂得检讨自己。“进步靠的是不断地自我批判，并从中找到进步的可能性，天天感到自己的不足，那你就天天在进步。”他说。

1986年，代大权考上西安美术学院研究生，这是他人生的一次转折。1989年硕士毕业后，代大权先后担任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专业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全国版画家协会理事。他的版画作品《老艾的午餐》、《爱鸟的人》、《游动》等多次参展，并获得全国版画展览金牌奖、铜牌奖和中国艺术大展银牌奖等多项国家级奖项。

2002年，代大权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5月的北京，阳光灿烂，文明古城生机盎然。勤于思考的代大权看着中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感慨颇多：是邓小平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浩劫，说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名言，是他，三起三落，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始终不屈地追求国运发展的真理……“在以往的艺术作品中，邓小平的形象就像慈祥的长者，或有气度的政治家，艺术家从不同侧面理解并表现出不同形象的邓小平，但我觉得自己理解的邓小平并未被完美地表现出来。”代大权说。

“在政治漩涡中，他能屈能伸，不管人生如何不顺，但凡活着，他都坚忍不拔地实现自己的理念和追求。”代大权对邓小平的解读，除站在伟人、领袖的立场，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觉得他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性代表，即使他是位修鞋师傅，也会心怀美好愿望，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会投机取巧、阿谀逢迎。中华民族之所以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多数中国人骨子里都有一种蓬勃向上的追求。”代大权知道，他的创作激情迸发了。

黑白画面上，集顽强坚毅于一身的邓小平紧抿嘴唇，用深邃、深情、深远的目光看着前方，眼神动态中凝聚着不灭的希望，身后，一束渐行渐远的光线逐渐清晰，背景与人物形象时而虚化，时而强调。在创作中，代大权用二十几把口径大小不一的圆刀，以圆刀方中有圆、圆中有方的特点突出人物柔中带刚、外圆内方的性格，将领袖一生追求光明的顽强与执着刻画得异常感人。

版画《顽强的希望》创作历时两年，2003年获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并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画册中被用作封面。颁奖仪式上，代大权与获得终身成就奖的吴冠中、黄永玉等站在一起。

坚忍不拔  顽强追求

回望历史  不忘嘱托

2011年，“东方既白—中国国家画院建院3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代大权、贺秦岭创作了版画《重于泰山》，为中国当代版画艺术发展奠定了新坐标。

《重于泰山》刻画的是1942年延安上万军民为老共产党人林育英送葬的情景。他1922年入党，是湖北党组织最早的党员之一，长期在上海等白区工作，曾遭日军抚顺警察署逮捕入狱，受尽酷刑但始终守口如瓶；他曾前往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他曾在长征路上阻止张国焘另立中央并说服他继续长征……1942年3月6日，林育英与世长辞，年仅45岁。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举行，上万人参加。会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亲自执绋，抬棺而行。

这是一幅近4米高的巨幅版画，其中刻画人物成千上万。在中央领导人周围是同样表情凝重的群众，这其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泪眼模糊的儿童，战士们手中的刀枪雪亮、锋利、直指苍穹，没有一双眼睛不酝酿着沉雷和闪电。远处逶迤起伏的山脉上，依然是人，依然是涌动的花圈和挽带，再远处就看不清了，能看清的是山的骨骼、山的意志、山的魂魄。“中华民族在连绵不绝的苦难中爆发的伟力像山崩像地裂，那段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红色岁月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代大权说。

这幅大作首次采用木刻原版形式展出，在画面最上端醒目地铭刻着一排黑底白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此画献给红一、红二方面军我的祖父、伯父、父亲、姐姐以及所有革命先辈”。作为革命烈士后代，代大权与此画的合作者贺秦岭都出身于红色家庭，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们的亲人都曾在红军队伍的行列里。“这不是给一个人送葬，而是给千千万万为事业奉献了生命的人送葬。为烈士执绋抬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们肩负的不仅是为事业牺牲了的战友，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隔着70年的时空，他仍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抚摸那一张张脸，他触到了岩石的坚硬和冰凉、火焰的灼烫，同时也触

了一支军队、一个年轻的正在危亡中抗争的政党、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强劲的脉动和心跳。

几十年来，代大权的创作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契合同步，在对历史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上，表现出执着的统一性。他不间断地深入井冈山、腊子口、遵义、延安、川藏高原体验生活，拍摄照片，积累成千上万张速写、素描。继《顽强的希望》、《百年之约》、《变法之痛》、《末路英雄》、《永远的战士》等作品后，《重于泰山》把代大权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推向了巅峰。“《重于泰山》不只是对红色历史的回望，更多是对未来的嘱托。希望今天所有党员干部都具有这样的觉悟，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人民利益，这是所有党员干部的价值所在。也只有秉持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中国共产党才具有重于泰山的力量。”

人生画意

在版画表现的技法、题材上，代大权推陈出新、别具一格，既有用一把刀刻完整幅画的《老艾的午餐》，也有用许多把刀表现错综复杂刀触的《末路英雄》，既有挑战中国传统线刻的《村官候选》，也有吸纳西方造型理念的《男女关系》，他在黑白版画方面成绩斐然、获奖无数。

对于之所以选择黑白木刻，代大权回答得直白而洒脱：“我的性格比较‘刻薄’，非黑即白，在我这里，‘灰’运用得不是太好，因此说话、做事都容易得罪人。就是因为黑白太分明，因此我也更喜欢黑白分明的表现语言，我觉得它和我的性格对应，我能在里面找到表现的快感。”他认为，艺术创作最终应归结到人的真实上面，表现自己最感兴趣和感受最深的事物，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无论是表现普通的老人、农民、工人还是伟人，代大权的作品都明显体现着一种“人味儿”。“人性是我感兴趣的，我始终在琢磨怎么通过一件美术作品表现人格的伟岸、宽厚，这是我的作品一以贯之的追求。”他主张艺术家对民族和国家应勇于承担，作为一名清醒的艺术家，既不能逃避历史责任，也不能违背艺术良心。在这二者之间，唯一能达成和解的，是深刻地揭示人性，从更宏观更博大的立场挖掘人类自身的光芒。“艺术唯有展现对人的描绘，才充满律动。真伪艺术家正是在对人的理解、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洞悉上，分出优劣高下的。”

代大权创作心态平和，每完成一幅作品后，即在新的起点和探索中开始攀登又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代大权笑称，自己除了版画创作就是创作版画。“因为不论有没有要求、展览，我每天都在刻版画，即使大家没有见到我的作品，我每天脑子里也在刻版画。版画是我的兴趣所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版画作品慢慢垒成了纸本的我，通过我的作品，大家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代大权说。

责任编辑：吾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