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观念艺术家，博伊斯更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是关于艺术的“观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博伊斯开始接受媒体采访，并进行一些演讲。本文集合了博伊斯在不同时期接受采访的部分内容，谈童年、坠机事件、艺术以及人类创造力。采访回答部分有所删减。

谈童年 想过学习自然科学

记者：你孩童时期对艺术有兴趣吗？

博伊斯：没有。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想法。现在回想下，发现我是孩子时做过的一些事都与对艺术的理解有关，我后来将其发展成“扩展的艺术观”，包括社会雕塑的理论等。不仅仅是我孩子时所做的事情，还有我那时候所感受到的、所思考的、所想象的。

记者：能否谈下这类特别的感觉或经历呢？

博伊斯：那时候自我感觉是最重要的一方面。那是一个美好的环境，但是从社会行为方面来看，我感到一切都处在一种衰落中。当我5岁的时候，我曾感受到这种戏剧性的矛盾，觉得我的生活被迫走向一个终点。

我还是孩子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点，但后来才能分析这种衰落。童年时，面对这种趋势，我还不能分析衰落的根源。自然界里的东西还没有受到破坏。我是孩子时，已经跟马戏团一起工作，这是一个与自然打交道的系统，有动物、昆虫、植物。七八岁时，我就开始有兴趣研究这些了。直到15岁以前，我还有过一个实验室，涉及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之类的，我决定学习自然科学。那时已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我被征召入伍，这些活动都暂停了。

谈坠机 油脂、毛毡是有效的工具

记者：人们通常认为，飞行背心、油脂、毛毡，这些元素都是因为坠机事件和鞑靼人照料你的情形下产生的。

博伊斯：如果不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我早就死了。坠机后，他们是在雪地里发现了我。我当时处于昏迷状态，大约12天后才苏醒过来，那时我已被送到德军野战医院。所以，我对那段记忆是脑海中残留的印象。我能清醒想起的最后一件事，是来不及跳伞，来不及打开降落伞包。我被完全埋在雪里。几天后，才被鞑靼人发现。迷糊中我听到有人说“水”，然后觉得进了帐篷，闻到了奶酪、油脂和牛奶的味道。他们把油脂涂在我身上，使身体恢复温暖，游泳毛毡把我裹住，利用它的隔热功能来保暖。

我并不是因为在战时经历过的戏剧性故事，而把它们仅仅当作是戏剧性的东西（用到作品中）。不，我一点也不会这么做。我以前对这些东西毫不感兴趣。但是后来，在我建立了一套理论和雕塑、艺术系统，以及更广阔地对雕塑的人类学理解，即雕塑与社会个体和每个人的生活有关之后，这些材料才变成有效的工具，去治愈人们所说的伤痛。

谈艺术 打破旧有的艺术形式

记者：你在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上设立了“公民投票直接民主组织”咨询室，并每天与公众交流8小时，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是对这些“博览会”的一种政治宣言，还是我们应该理解为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所关注的行为或者观念艺术？

博伊斯：我认为你在这看到的作品是一种观念艺术，对吧？你看，我的作品经常与观点和信息有关，而且这个信息是非常真实的，关于人生存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包括小众的利益，也涉及全体人类的需求。这是一个概念，因此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观念艺术。

记者：但是你的这件作品是如何构成的？你每天在卡塞尔做些什么？

博伊斯：我的愿望就是尽可能让更多的人能了解。我决定来这里（卡塞尔）是因为这个时期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已经没有影响了，人们都去度假了，城也空了。昨天，我遇到了一个来自东德的代表团，如果我还在杜塞尔多夫，我肯定是不会碰到他们的。这个时候的卡塞尔是个遇到各种人的最理想的地点。我也遇到了来自中国的代表团。你能在这里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

记者：目前人们经常在讨论艺术和反艺术，你支持哪种观点？你的作品属于哪种？

博伊斯：这有点像心理战术。首先，我所做的是反艺术，因为是想要打破旧有的艺术形式。第二步，对我而言，就是要把反艺术与艺术结合成一种新形式。第三步，就是达到扩展艺术概念的效果。现在我就来讨论下关于创作的问题。

艺术是一种准则。人人都是艺术家。谈到创造这件事：这就是人。目前这件事就在发生，关于科学、艺术的观点正在被讨论。

现在大家都在分析旧有的、古典的艺术观念、科学观念以及历史发展的结果。然后通过讨论，我们扩展艺术的观念，进而是科学的观念，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讨论。讨论人类未来所要面临的问题，这才可能会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学。人类真正的社会学不会来自现有的科学观念，特别是对于人类下一步发展来说的那些重要问题。

记者：你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挑衅性，至少是在艺术世界里。对我而言，你的作品是有这个感觉的，你参与第五届卡塞尔文献是来表示你的这种挑衅。你特别想要对谁展示？你的同辈？官方的文化部门或者学院？

博伊斯：当然是的，有非常多具有挑衅的作品。一开始这种“挑衅”是想要推进人类的生存，而不是特指政党。这比“专业化”的艺术要有趣得多：不仅仅是要推动人类去思考、明智，更要抵达人类的情感和意志。

谈人类 发展感知力

记者：我不确定这样问是否合适，有人提到你，就会拿你跟杜尚比较——或许是指你以前与激浪派有关的作品，你的兴趣范围，或者是你的一些观点。在你看来，为什么会这样？

博伊斯：我与杜尚毫无关系，哈哈！如果别人想要把我塑造成一个英雄，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感兴趣的是普通人，对艺术没什么兴趣。

记者：你在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上的“公民投票直接民主组织”咨询室，打出来一个横幅，写着“我们就是革命”。你是想要表达什么？

博伊斯：我想要告诉人们，如果他们使用所拥有的力量，他们就能实现革命。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革命。再者，人们有能力去改变现状，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

记者：1968年5月巴黎学生呼吁艺术和文化要打破政府框架，走出博物馆、学院，走向街头……

博伊斯：通常我在街上做艺术，但是不仅仅在街上。我们有房子、学院，我们不得不在这些地方做艺术。例如，我是一所学院的老师。那是一所很老的学院，我想要将这所老学院焕然一新，但是我认为我要这么做，就必须在街上做艺术，同人们谈论艺术、科学和创造力的可能性，以及人类自身的目的。

要达到自身的目的必须依靠各个层面的创造力。我认为所有人都有创造力，并不仅仅是艺术家。工人可以，是的，家庭主妇也可以。所以我说“人是创造力的生物”。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如果我要做个作品，我会传递给其他人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不是源自某个事件，而是源自于“我”，源自一个观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界限正是我对雕塑理论的兴趣所在。举个例子，一只野兔从房间的一个角跑到另一角，我认为这只野兔比一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政治发展更有贡献。我的意思是动物的本能应被纳入现在风行的实证主义者的思考范畴。我想要把动物的地位提高到与人类等同的地位。 ——1969年接受Willoughby Sharp采访时所说。

作为老师是我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余下的都是垃圾产品，是一种证明。如果你想要表达你自己，你必须靠一些有形的东西去展现。但是过后这些东西又仅仅是充当历史文件的功能。有形的物体不再重要，我想要接近事物的本质，接近背后的思想。 ——1969年接受Willoughby Sharp采访时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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