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了一篇对话，陈丹青和田黎明、武艺、李津、刘庆和四个水墨画家(除李津外都是我的老师，都对我有过很大的影响)对谈“水墨”。陈丹青一上来就问：“你们几位为什么要找我谈‘水墨’话题？”我想其一是因为陈丹青是国内为数不多有跨文化的视野、相当的修养、独立的文化见解的艺术家；其二是因为陈丹青敢说话，没那么多利益纠葛，敢于发表批判性的见解，像他这样有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人在国内凤毛麟角。换句话说，这些水墨艺术家希望通过这次对话得到陈丹青的“肯定”，对话中陈丹青完全控制着主导权，说话也很客气。

但陈丹青对“水墨”的观点我认为是有局限的。陈丹青说：“为什么你们心甘情愿把自己想成‘水墨画家’呢？”“我从来没见过一群西方人谈论一组创作，关键词是‘油画’。”

阿克曼在“水墨当代：文化自觉与艺术潮流”的研讨会上也提到，“水墨”有一种“焦虑”，而西方没有这种“焦虑”。

油画当然不会焦虑。油画是在15世纪由尼德兰画家杨·凡·艾克发明的，由于用植物油作为颜料的调和剂，颜色变化更为丰富，可以反复覆盖，不脏，具有更强的表现力。油画本身就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是一种现代的文化形态。它对事物更加细腻、逼真、丰富的表现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文化的精神。它具有人性的扩张和对神权的反抗意识。油画作为一种绘画颜料、技法和艺术形态，在此前长达一千年的凝固、静态、神权至上、对人性压抑的中世纪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五百多年来，伴随着西方逐渐占据对世界的主导性影响，油画实现了对全球文化的扩张，它当然不会有水墨的“焦虑”。西方人在谈论创作的时候当然不会把“油画”作为关键词，因为它本身就具有全球的影响力，甚至是主导性。

而中国等所有非西方国家都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和文化转型的问题。尤其是今天面对世界五百年来最大的变化，世界经济中心第一次从西向东移，中国等所有新兴国家都会面对摆脱西方文化单向度的影响，寻求自身文化价值的独立性和文化身份的问题。所以“水墨”的转型(当代水墨)不仅是中国的一个文化问题，而且是社会与文化转型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同时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在世界的结构转换过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甚至西方文化的自我调整)都会面对的问题。

“水墨”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和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价值和象征意义，以及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对寻求中国独立的文化价值与文化身份，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在当下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对“水墨”问题的理解，陈丹青缺乏这样一个历史的角度。

对于徐悲鸿“国画革命”的观点，陈丹青认为破坏了国画内在的规律，“国画革命的那些人物画，还是比不过古人。”这种观点，我认为缺乏历史的逻辑。徐悲鸿“国画革命”和传统中的人物画就不是审美上的比较，而是文化史上的演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徐悲鸿“国画革命”是当时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过程。

陈丹青很有修养和见识，他自己曾经说过“亚洲文化都是盗版文化”，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水墨”的意义恰恰在于如果它能实现自己的现代转型(从观念到技术)，它就不再是“盗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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